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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文前述，人类历史上最可悲的事发生了，正是由于人类“小我”自私和“中我”自私的共同作用，这些现代化了的“野蛮人”在拥有了征服他人的武力之后，就自封为文明人，到处用欺诈和武力掠夺他人的财富，并逼迫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工业文明，大力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工业文明以及他们的价值观的最后结果，却是人类不得不审视古老的东方圣哲们说过的话，工业国家在自己的怀里孕育了绿党。然而老子、澳雷西澳·佩西及绿党们却没有想到，如果真的回到原始状态，那么，由于人类的自私，无非是出现又一部人类退化史。况且，古代人并没有接受老子的回归思想，现在人也不会接受绿党的回归思想。所以，此路不通。
爱因斯坦，是极少数社会科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研究同样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假如他的生命可以重来，也许他并不会从事科学研究。他在晚年发现了科学的可怕，他为此后悔不迭。有人曾经问爱因斯坦：你是否能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不会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我会预测第四次世界大战。这个人就问：这是为什么？爱因斯坦严肃地说：我知道绝不会发生第四次世界大战，因为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已经灭亡。
人类的自私使人类犹如一条钻进竹筒里的蛇，无法回头，只能寻找出口。而现在人类的出口，毫无疑问，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是灭亡。但人类惟一能做的事，是改变出口。而改变出口的方法，不是改变现在竹筒出口的环境——灭亡，而是通过调整自身的用力角度和方向，把竹筒调转一个方向，把出口设在环境较好的地方——让身心融入自然。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它包含了心理、宗教、哲学等抽象问题和诸如国家、宗教、民族、种族等具体问题。
卢梭在这方面给其他人做了一个好榜样。他努力做一个没有隐私的人，向公众坦露了自己的心迹。人类，尤其是国家和思想的统治者，要承认自己的自私心理，勇敢地挑战自己的自私心理，不再为自己的侵略和掠夺行为制造种种崇高的道义和文化借口，不再宣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是优秀的宗教和文化。要勇敢地让本国和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明白，制造武器并不是爱国行为，它只是一种赤裸裸地屠杀人类的前奏。但是，面对这样的提议，每一个统治者和他的人民都会说：假如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没有了先进的武器，我们的人民不好战了，别的国家却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岂不是要被侵略被欺侮吗？每一个统治者也会说：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但我们不能容忍侵略。似乎是，人们都希望达成一项销毁核武器的协议。如果真是这样，就需要发明这样一些仪器。这是一种功率强大的可探测核武器的仪器，把它带到直升飞机上时，能探测到核武器的存在。然后由有关各方共同主持销毁所有的核武器。发明这些仪器，现在已不是技术上的难题，难题出现在每个国家爱好和平是否有诚意。对其他的武器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来销毁。
但在事实上，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大国会说，如果小国再对我们施行恐怖袭击怎么办？失去了核威慑是可怕的。如果其他大国偷偷地再做出先进武器可怎么办？我们不是成了上当受骗者了吗？小国会说，这是不公平的，大国的资源丰富，人才储备也多，等我们什么武器也没有了，也没能力再造了，大国却能一夜之间造出足以毁灭我们的武器。人口少的国家会说，武器虽然没有了，但人也是武器，人口多的国家不就称霸世界了？这是一个说不清的事。
对于污染环境的企业，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消除。如果对一个国家说：落后就落后一点吧，撤掉污染环境的项目吧；再对一个实业家说，穷就穷一点、亏就亏一点吧，别再干污染环境的事了，那么，除非该项目已引起公愤，违反法律，否则他们会认为提建议的人疯了，然后找出一大堆理由来拒绝这个建议。这也是一个说不清的事。
人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心理和思想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只能让核武器和其他武器先放在那儿吧，没有谁会否认自己国家的伟大性，也没有人会告诉自己的科学家别再开发武器，更没有人因为污染环境而放慢追逐财富的脚步。没有人会改变这一切。要进行持久而缓慢的“自然心理”建设，要通过有良知的文化人、政治家、企业家的共同努力，让人们形成普遍的价值观：像天地间的一切生灵，人只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一种与其他动物平等相处的动物。人类依靠泥土、阳光、空气和水就可以生活，过多的工业生产是不需要的，生命的美丽就在于生前能充分享受大自然，死后都复归于泥土，完成这一自然的循环；像深海鱼类和鸟类相安无事一样，人类也应如此。人类至多只需要进行文化交流，人类的文化也应该尊重多样性，回到古朴的状态，回到没有谁优谁劣之分的状态。不要问什么哲学问题，让宗教淡出人类的思维，人类的精神世界不需要因文化差别形成不同群体；像动物之间用人类听不到的次声交谈、用优美的肢体语言说话一样，人类在进行自身建设时，也不要惊扰其他动物，更不要强行掠夺自然界。所谓自身建设，就是按照人类本是“精神动物”这一独有和无法改变的事实，最大限度地创造精神财富，而不是在物质财富中迷失了本性？
另 类 人 生
？ 魏得胜
苏格拉底与傅雷
在这世上，死得最为平静而细致的人，我以为要算苏格拉底和傅雷。
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他却选择了法律所错判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托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但最终，苏格拉底的英勇赴死，还是使雅典的民主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据柏拉图回忆）是，当苏格拉底接过盛有毒鸩的酒杯时，脸上竟没有丝毫慌乱和忧惧。不仅如此，就在毒药发作到腰部时，苏格拉底还镇静地掀开脸上的白布，嘱咐他的学生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
翻译巨匠傅雷在死前也有近似于苏格拉底的平静与细致，这可从傅雷夫妇的遗书中得到验证。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妇因再也忍受不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查抄、罚跪、辱骂和殴打，双双自杀。自杀前，傅雷、朱梅馥夫妇留下一份细致入微的遗嘱。从这份遗嘱上，你根本看不出那是行将绝命的人写下的文字，那么平静、周密、温馨而又稳妥！这份委托朱梅馥之胞兄的十三项身后事，其中有这么五项：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付现款）。
二、武康大楼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加自动男表一只，请交还。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傅家保姆——引者注），做过渡时期生活费。她……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辜受累。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三百七十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十一、现钞五十三元三角，作为我们火葬费。
苏格拉底死前没忘了嘱咐他的学生还人家一只公鸡，傅雷夫妇“了结”得就更细致了，他们甚至还想到了为自己准备五十三元三角的现钞火葬费。借用狄马先生的一句评论，苏格拉底和傅雷的遗嘱“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但我的视角不在这里，而在“雅典的民主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这一点上。一个法庭，因何错判一个哲人，竟要蒙受几千年的诅咒呢？我们的法家巨子公孙鞅（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被当局处以五马分尸之酷刑，谁可曾记在心间？谁可曾诅咒过秦国当局？司马迁被当局处以宫刑，摧残人性至为酷烈，谁又曾诅咒过汉王朝？没有，有的只是对那些历史的平铺直叙！希腊的苏格拉底冤案就不同了，它可以使一个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几千年的诅咒，因此，苏格拉底以来的几千年，你就很难再看到类似冤案在西方的发生。我们之所以有从公孙鞅到傅雷的续接（其间的冤案举不胜举），是因为我们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冤案，要么使始作俑者“一贯正确”地脱逃一切干系，要么使另一些人在通向“青天”的路上“一贯正确”起来。
所以，从根本上说，苏格拉底与傅雷的死是不同的，前者的死给整个西方留下了充满勃勃生机的法律文化，后者的死给中国留下的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的文章。
凡高与魏忠贤
之所以把凡高与宦官魏忠贤扯在一起，是因二人存在某些“共性”，即他们在面对不同的欲求时，都有一种异常的勇气：凡高为解决性欲问题而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魏忠贤为解决物欲问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