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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喂，他妈的王敬羲！”
王敬羲：“喂，王八蛋李敖！”
好家伙，这哥儿俩简直是绝配呀！
张爱玲与张勋
看过张爱玲的一些照片，最不敬的一个印象是，在那些照片上面，统统笼罩着一股幽灵气。说白了吧，那些照片中人就像是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一样。尽管张爱玲的不少照片属于她那个时代背景下的艳照，也不失其风骚和独特的一面，但就是有挣脱不掉的死气，以致让人感到阴森恐怖！
张爱玲的旧照之所以给我如此印象，我想全是让她那特立独行的怪模怪样的奇装异服闹的。许多读者都知道，张爱玲素以奇装异服、标新立异著称，也就是酷毙。但张爱玲的“酷”，完全不是现代语境上的，她的那种“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的情怀，注定她的服饰之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异”到什么程度呢？说个小故事你就知道了。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于得意之中，她对和她攀谈的一位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张爱玲这句话，不知让当今那些天天招呼着酷毙了帅呆了的哥们妹们逊色多少！所以说，张爱玲创造的和留下的，没人拾得起。这也正是张爱玲身上（生前）总缠着一股阴森气的缘故。她才不管这些，别致就行。只要别致，她就不管背景如何。有一次，张爱玲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她竟然穿了一套前清留下来的绣花袄裤去，立时把四座带回到尸骨已寒的清朝去，使人久久回不过神来。张爱玲演绎的“别致”，可谓淋漓尽致。
如此“别致”，且能与张爱玲“媲美”的就算是张勋了。此人是北洋人物中典型的一个封建余孽。清室退位后，他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效忠清室的发辫。1917年张勋搞复辟的时候，他的“辫子军”由天津开往北京，当时的《中华新报》 （1917。6。14）的一位记者，用充满腐臭味的笔调，记述了张勋部队的别致：“……予睹此军容，不禁叹曰：如今文质国民，举凡文事武备，无不皮学欧美，而张大帅之军，毅然独步，保存我国古来之精华，此不啻吾国军队中之至宝也……火车至丰台站，又见到一列载步队六百余名，就而观之，军装不一。有军帽，或洋鞋，或布鞋，无奇不有。但辫发长拖，整然不乱，此为他军所不及者。”（《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更“别致”的，当在1917年7月1日清室复辟的“那天早晨，几年没有见过的清朝的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是从棺材里跑出来的人物……”（《溥仪回忆录》）据说，“就连用来装殓死人、价值仅仅二十元一套的寿衣，也被新贵们当作朝服的代用品，用一百二十元的高价抢购一空”。
仅就服饰上的“别致”而言，张爱玲与张勋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社会”之梦
——郑振铎：从《新社会》到《民主》
？ 傅国涌
一
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支持下，郑振铎和瞿秋白、耿济之等青年学子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郑振铎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指出：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它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社会实进会，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期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
……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手段——态度和方法——呢？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论；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工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
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1〕……
这篇发刊词最初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这是郑振铎的“新社会”之梦，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为这个“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而努力。
从1919年11月1日到1920年5月，短短半年间，他不仅负责《新社会》的校对，还发表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自杀》、《怎样服务社会？》、《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等多篇文章，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理想主义激情。
在《新社会》问世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郑振铎和耿济之曾登门拜访陈独秀，亲聆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教诲。作为汹涌澎湃的“五四”波涛所孕育的一代新青年，麻木不仁的社会到处是他们“解放”、“改造”的呼声，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园地上为“新社会”而大声呐喊。
1920年5月，“因刊名叫‘社会’，又加个‘新’字，有社会主义倾向”〔2〕，《新社会》终于被军阀当局查封了，一位姓孔的经理被捕，关了好几天。不到三个月，他们再度创办了《人道》月刊。郑振铎发表《人道主义》一文，倡导“无论人种、国家或阶级之异同，尊重人类人格的平等，博爱一切人类”的人道主义，同时还登载了由瞿秋白意译、他写歌词的《国际歌》。可惜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随后，他又和一批青年朋友办起了《批评》半月刊。
二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血案，引起工人及社会各界的抗议示威浪潮，“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第二天所有上海报纸只有一条小消息”〔3〕。6月1日，租界工部局再次向示威人群开枪，死伤二十多人，郑振铎和叶圣陶等愤然起草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商报》等都拒绝登载。 “激于上海各日报之无耻与懦弱，对于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残杀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4〕。6月3日，他和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同事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以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说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 以免“不平而残忍的事”和“公正的舆论”不被报界隐瞒。报纸的名称就是他起的。报纸每天印刷一万五千到二万份，虽然只办了二十一天就被迫停刊了，但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6月24日，在他写的“停刊宣言”中说，停刊的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和惟一肯承印的印刷厂因种种关系而声言不肯承印。他沉痛地说：“经了这次大事变之后，我们益明了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民及一般所谓‘绅士’者的态度与性格。我们对于他们是完全绝望了。他们一点感情之火也没有。像如此的震动全人类的大残杀案，他们对之却反漠然淡然，不去做一点事，反说什么‘都是学生多事！’一类的无人性的话。他们所要求的是苟安，是奴隶的，待屠的猪羊似的苟安。只要皮鞭还没有打在他们的身上，子弹还没有穿透他们的胸背，他们是安然不动的。这种为奴为隶，为猪为羊都情愿，只求能暂时苟安的心理，已有四千余年的传统关系了。这个传统的心理不打破，中国民族是永无救的！”〔5〕
对于无辜者的血，“五卅”惨剧之后不少同胞所表现出的迂缓、迟钝、麻木、冷酷深深地刺痛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心。所以郑振铎在《公理日报》消失之后，还在《文学周报》一再地提到这一挥之不去的血案，如《迂缓与麻木》、《杂谈二则》、《六月一日》等：“无辜者的血，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脑中，永远是红红的洗涤不去。红色的帘似永远的挂着。”〔6〕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郑振铎特地赶写了话报剧《春的中国》（发表在《文学周报》），愤怒地谴责杀害青年学生的军阀政府。他借剧中一青年之口说：“这种的大残杀事件，非惟不足以阻止我们的前进，且更足以使我们明白我们之益不可不努力。没有无代价的成功，也没有无流血的革命。大残虐的发生，便是预示着大变动的将实现。”〔7〕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时，郑振铎目睹了这一触目惊心的惨剧，上海宝山路上遍地尸横、一片血海。4月14日，他和胡愈之、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七人联名签署了一封抗议信，寄给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在4月15日的《商报》上公开发表。他们抗议以不同主义、信仰、党派的名义杀人，他们谴责这一“灭绝人道之暴行：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8〕
在那样白色恐怖、黑云弥漫，到处是杀戮的日子里，他们的这一抗议仿佛是空谷足音。有意思的是，这是几个职业出版人，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们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他们说：“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