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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过这样的话？”曲强身子往前一冲，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种话？”老单缓缓地问，“用什么语气说的？当时什么气氛？”
“当时他们小两口正在打闹，笑着说的。”老太太声音低了八度。“你还觉得有别的什么人可能谋害您女儿吗？”曲强明显有些不耐烦了。“别人？”老太太收住泪想了想，接着振振有词地说，“别人干嘛要害我女儿？我女儿脾性那么好，见人不笑不说话；尊敬领导，团结同志，爱护公物，干起活来又麻利又仔细，别人的便宜一点都不占。我从小就教导她，人最重要的是志气，人穷志不短，不是自己的东西给也不要，要好好学习，天分向上。别人会夸她，店里领导，同事，街坊四邻没有不夸她的——夸我教育得好。夺还来不及，怎么会害她？害她除了任北海没别人。”老太太又哭起来：“同志，你们可得给我做主，不能让姓任的小子逍遥法外。”老单送老太太往外走：“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现在凶手是谁还不知道，任北海有嫌疑，但在没最后弄清事实前，您不要一口咬定就是他杀的，四处张扬。这样一不利破案工作，二影响也不好，你们将来关系也不好处……”
“我女儿一死，我跟他小子恩断义绝！”
“最重要的是，”老单接着被老太太打断的话说，“指控一个犯有谋杀罪行是要慎之又慎，证据确凿的，是要负责的！这关系到—个人的生命剥夺与否，我、你，每一个人都不能感情用事，妄加揣测或信口开河。我希望你节哀，相信司法机关的公正明断。”老太太信赖地冲大义凛然的老单点点头，蹒跚走出几步，又转回来，对老单严肃地说：
“我女儿是共青团员，希望政府能记着这个，当成对罪犯加重处罚的事儿考虑。”办公室里，曲强摘下帽子，擦着额头上的汗，笑着对老单说：“这老太太搅得我几乎要相信任北海是无辜的了。”
“我不能说他是有罪的，也不能说他是无辜的。”老单。
“我知道你们怀疑我，我的岳母已经把我当凶手告发了，你现在看的我眼神就象猪人觊觎猎物一样。我知道我现在处境危险。英法系是先假定一个人无辜，然后由柃官组织有罪的证据。只要证据不充分，就仍然认为这个人是无罪的。而我们中国则是先假定一个人是有罪的，如果这个‘有罪’的人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洗清自己，那他就将是有罪的。尽管我是中国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我也决不隐瞒自己的倾向；我认为英美法系的思推逻辑是公正的，而我们的习惯想法带有赤裸裸的偏见。”“首先，”老单待任北海的侃侃而谈告一段落后，字斟句酌地开了口。”我看你的眼神是简单的，一个以倾听另一个讲话并对这个人表示尊重所流露出的顺乎自然的关注，心包藏任何用心；如果没有什么异样，也只是因我老眼昏花，看人需要超出常人的聚瞳，并非说明我对你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恶意，实际上我不妨告你，我倒乐意看到能最终顾虑你是清白的结果。‘罗织’与‘洗清’仅是措辞的不同，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不管从哪个方向走下去，我们都必须接触到事实的真相，就是说完全客观、原始、未经过任何矫饰与偷梁柱的证据。现在请你回答，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六点以后你在哪里？在干什么？有什么人可以为你作证？”
“我在家，一个人呆着，没接触任何人，自然，我家不够装电话的资格，也不可能有人在这段时间听到我在家讲话。”
“就是说除了你自述，没有任何旁证证明你在家。”“可以这么说以没有任何旁证证明我在家或——不在家！”“下面我给你念一下同样居住在豆芽胡同七号院的李翠花大妈的证词：‘十一月二十日那天晚上我印象很深；那天我拉稀，一会儿跑一趟茅房……我看到西屋没人，黑着灯，锁着门，一点声音没有；半夜一点再次出去上茅房，在院门口遇任北海，他刚从外边回来，穿着大衣戴着围巾，看见我低头装没看见过去。他这人总是这么傲慢，街里街坊住着，平时见我我也不打招呼，好象跟我说话会玷辱他身份似的。丽珠那孩子比他懂事多了，对人和气、热心肠，我觉得姓任的不配她。他们两口子这阵子关系不好，老吵架，有时还摔盘子摔碗……’这都是离题话了，你对李大妈的证词有什么感想？”“她说的全是事实，但是事实也不能证明我不在家。事实是我黑着字，躺在床上，而且我家门是撞锁，从外面根本看不出屋内是否有人。她在院门口看见我正是我等丽珠等得心焦，放心不下，出去车站等她没等着回来，我当时没想到出门时也必须让拉稀的李大妈看到才稳妥。”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黑着灯躺在床上？”曲强问，“六点，就是冬天也不是睡觉时间。”
“我累了，”任北海简慢地说，“干了一天‘四化’，累了。别说躺着，就是竖晴蜓谁管得着？我是自己家里。”
“这问题先问到这儿。”老单从容地说，“第二个问题：你和刘丽珠婚后感情到底如何？”
“一个字：好！就是吵架摔东西，也是透着好，透着恩爱，打是亲骂是爱。”“我给念一下居住在豆芽胡同七号北屋的王春花大妈的证词：‘这小两口刚结婚的时候倒算和美，有几个刚结婚时不和美呢？新鲜劲儿嘛。打去年下半年起这小两口开始别扭了，先是为鸡毛蒜皮的事拌嘴，接着越闹越欢，国庆也那会儿就大打出手，整宿整宿地吵闹混打。不是我溜人墙根儿，爱听人家夫妻吵架，是他那话往咱耳朵里送，这么个小院，也不隔音，谁一吵架不出屋也听得清楚。我听到他们吵的起因好象是丽珠说小任在外面找了个，用老话说，破鞋。我信！男人都是禽兽！噢，我倒不是说您二位公安同志，您们跟凡人不一样。实话说吧，小任找这破鞋我还真见过，来过这儿，常来生开始我没介意，后来我就琢磨开了：为啥这小娘儿们戌是趁丽珠不在家的时候来？为啥俩大活人一进屋就没了动静？可疑！丽珠这丫可怜呵，寻了这么个坏枣。别看那坏枣念过大学，可心术不正，他瞧不上我们这些百姓人家，跟我们住一起他嫌寒碜。有次我家来客，我揪了他窗台上两放大蒜，他就背后骂我老帮子，说跟我住街坊‘算倒血霉了’。损不损？有本事住中南海去，那儿没人揪蒜。要说他把小刘宰了，我信，老话说：蔫狗咬人。”
老单念完王大妈的证词，抬头看任北海，任北海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半天，苦笑说：
“没想到大妈们早跟我这房前屋后张下天罗地网了。”
“王大妈所说是不是事实？”
“不是！纯粹是他妈的造谣诽谤，挟嫌报复。”
“小任同志”老单推心置腹地说，“我希望你冷静一些，先不要急于否认，分清主次，认清利害关系，不要因为某些小小不言的难堪，就置自己于更大的被动，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澄清自己有无杀妻嫌疑，其余一切顾虑，难言之隐统统都需让路。我们对你的私生活不感兴趣，我们不是妇联下来的偏执狂热的卫道士，你所说的一切将受到我们永久、万无一失的保密。平心而论，男人有时产生的见异思迁并不罕见，我就可以理解，并寄予最大限度的同情。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不要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就一定保守、封建顽固。我年轻的时候也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产生过不满，当然我没有你们现在某些年轻人的胆量，但也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的，这不妨碍我忠诚地为党工作。”曲强忍俊不禁，任北海无动于衷，坚定地声称：
“第一，我在无罪现场，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整个晚上在家，第二我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外遇，具备因奸杀人的动机。你是你，我是我。我没有杀刘丽珠，一指头没碰她！”
“收审算了，让丫姓任的牛逼。”从任家出来后，曲强气忿地说。“这小伙子在给自己找麻烦。”老单没表态。“大概他受到某种近似海誓山盟的重大承诺的约束，顾脸不顾命。做为一个中国以我理解这种‘高贵’的情操；做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为毫不可取。”
“我现在才发觉您不是肉头。”小曲笑着说。
“我当然不是。”“能不能给我讲讲你年轻时是怎么风流的？”
“不要胡猜，我刚才只不过是种策略，将心换心。不过，要是你请我喝顿酒，我可以向你披露一二。那是我当兵时驻地的一个渔家姑娘，民兵排长。”
老单陶醉地遐想，小曲吃吃笑着爬上警车。“你开车慢点，坐你的车心脏病都得加重。”
警车载着小曲和老单，稳稳地行驶。
一个长发小伙子驾着摩托车从豆芽胡同出来，尾随而去。
“我叫大林，是来反映任北海的事。”长发小伙子正经八板地站在接待室，对老单说。
“坐吧，”老和气地说，“有话请说。”
“任大哥去年十一月二十日的确在家，没去杀嫂子，我可以作证。”“你目睹了？”“是的。”“那请把详细情况讲一遍。”老单摊开讯间记录纸，准备记录。大林却局促不安起来。
“我跟您说可以焦您别记下来，这事您知道就行了。”
“这不行。”老单说，“这都是有规定的，记完了你还要签，否则怎么能证明你确曾说过这些话？”
“我这算不算将功抵过？能不能对我免于追究？”
“你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