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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当承认集体对该国资源所具有的某种形式的集体所有权的问题，而我们知道，这种集体所有权不仅与开放社会的理念不相容合，而且还会产生一系列颇为严重的问题。显而易见，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确定一项适当且统一的最低标准；或者说，至少较为富裕的国家不会只满足于为其公民提供一项全世界的人都能享有的最低收入标准。但是，如果只允许向某些国家的公民提供某项高于普遍适用于所有其他国家公民的最低收入标准，那么这种做法就会使这项较高的标准变成一种特权，从而也必定会对人们跨越国界的自由迁徙权利构成种种限制。当然，这方面的限制却是无从避免的；而它们之所以无从避免，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原因：一如我们所知，只要民族的传统或种族的传统之间还存在着某些差异（尤其是人口增长率方面的差异），那么这类限制就是不可避免的——而反过来看，只要对人们的迁徙自由继续加以限制，那么民族的或种族的传统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差异也就不可能消失。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在普遍适用自由的政策性原则方面遭遇到了一种限制，然而恰恰是当下世界中所存在的各种事实性情形才使得这种限制变得不可避免的。从理论上讲，这些限制并不会构成致命的缺陷，因为与宽容一样，它们仅仅意味着自由性原则只能被一以贯之地适用于那些本身遵循自由性原则的人，而不得扩大适用于那些并不信奉自由诸原则的人。对于某些道德原则来说，情况亦复如此。因此，一般性规则必定会遇到上述种种例外的情形，但是，这决不能为政府在有可能一以贯之地遵循自由原则的领域中创制类似的例外情形提供正当性理由。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从技术细节上对如何以合理的方式设置一种既不会摧毁市场秩序亦不会侵损个人自由诸基本原则的“社会保障”系统这个问题做详尽的探究，不过我已经在另一本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①
①见拙著TheConstitutionofLiberty（London，1960），chapter19。
第三卷 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对两个极为重要的服务领域拥有着垄断权（或特权），因此，这种垄断权（或特权）也就渐渐被人们视作是政府所具有的一种必然且天赋的属性，尽管政府采用这些垄断措施既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亦不曾有助益于公众的利益。这就是政府在发行货币（issuingmoney）方面拥有的排他性权利与它在提供邮政服务（postalservice）方面所享有的排他性权利。政府之所以对这两个服务领域主张垄断权，并不是为了使人们得到更好的服务，而仅仅是为了增强政府的权力；结果，公众所得到的服务不仅比这两个领域在没有被垄断的情况下糟糕得多，而且，至少就货币的情况而言，公众因政府施以垄断措施而不得不在日常谋生的操劳中饱受灾祸的折磨与风险的侵袭——然而，这些灾祸与风险则是与政府对货币施以政治控制的做法紧密相关的，而且只要人们得到许可，那么他们即刻就能发现一种防止这些灾祸与风险的方法。
就政府垄断邮政服务而言（在美国只是通信服务方面的垄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它之所以存在，实是因为政府想要控制公民之间的通讯联系，而且除此之外亦更无其他理由可言。①众所周知，邮政行业并非政府首创，而是它从私营企业手中抢夺来的。晚近以来，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邮政行业实是越搞越糟，它不仅变成了纳税人日益沉重的一项负担，而且也成了商务往来的一个严重障碍；此外，它也未能够提供良好迅捷的通讯服务，甚或都未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实际上，正是由于公共行业中的工会发现政府是一个最无能最低效的雇主，所以这些工会才设法谋得了日益增强的势力，并能够通过使公共生活处于瘫痪状态的方式来要挟所有的人并进行敲诈勒索的勾当。但是，即使撇开邮政行业的雇员罢工以及类似的行动不谈，政府邮政服务日益缺乏效率的现象也已经构成了人们有效使用资源的一种真正障碍。人们对政府所奉行的那种把交通、通讯及电力供应等各种其他“公用事业”当做政府垄断服务项目加以运作的政策所作的批判，也同样可以适用于政府对邮政行业的垄断政策。当然，我们还将在下文章节中对政府在交通、通讯及电力供应方面的垄断问题展开讨论。
①参见R．HCoase，“TheBritishPostOfficeandtheMessengerpanies”，JournalofLawandEconomics，Vol。IV，1961，另可参见英国邮政工人联盟秘书长于1976年5月24日在Bournemouth发表的声明，而TheTimes于次日作了报道。他在该项声明中指出，“两种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的政府，把一个曾经伟大的公共服务部门降低到了杂耍把戏的水平”。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有关适当的货币制度问题，实在太大也太过棘手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在本卷的行文脉络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①为了理解这里所牵涉到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把自己从那些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必须对货币理论的大部分内容进行重新思考。如果废除政府对货币的垄断导致了人们普遍使用诸种彼此竞争的货币，那么这本身就是对政府垄断货币做法的一种改进，因为我们知道，政府为了蒙蔽和欺骗公民，一直都在滥用它对货币的这种垄断权；因此，废除这种垄断权的目的，主要在于使政府发行的货币面临着被一种更为可靠的币种所取代的可能性，进而通过这种方式对政府发行的货币施以一种极为必要的限制。当然，在废除政府垄断货币之权力的情况下，普通公民在日常交易中仍能够使用他现在所熟悉的但却是他最终能够信赖的那种货币。这样，人们就不仅剥夺了政府侵损经济和限制个人自由的一项主要手段，而且也根除了政府不断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有人说我们永远需要政府来“保护”一个国家所使用的那种货币以使其免受除了政府本身以外的任何威胁，那当然是一派胡言（除了一般法律规则所禁止的那种制造伪币的做法——就像这些规则禁止任何欺诈一样）：因为从根本上讲，货币之所以必须得到保护，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来自国家的威胁。货币输出者或另一种货币的提供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事实上是最好的监督者，因为如果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他们的交易活动，那么他们就能够迫使政府提供可靠且诚信的货币——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那些应当承担责任的政客们却有着们熟的技术，他们往往能够通过狡猾的手段把公众的怨恨转嫁到上述那些迫使政府提供可靠货币的人身上。与此同时，外汇管制等诸如此类的措施，也只会有助于政府继续运用这些卑鄙的手段在市场上与公民争夺资源，而它所诉诸的具体手段便是滥用为此目的而制造的货币。
①见拙著DenationalizationofMoney（InstituteofEconomicAffairs，2ndedn，London，1978）。
那种认为在某一特定的疆域之内必须保有一种统一的货币或一种统一的法定货币（legaltender）的观点，实是一种精心炮制出来的神话，而这个神话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人们或许可以说，政府一度在确证或担保硬币的重量和成色方面起到过某种有益的作用，尽管一些受尊敬的商人在过去也曾经以一种同样诚实可靠的方式承担过这种工作（至少是如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王公贵族们在当时要求拥有铸币特权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种特权中获利，同时也是为了把他们自己的肖像铸在这些硬币上，进而随着这些货币的使用而把他们的形象传至他们辖区的每一个角落并让其居民知道他们是在受谁的统治。实际上，这些王公贵族及其后继者一直都在滥用这项特权，甚至还极其无耻地把它当做一种强权和欺诈的工具加以使用。更有进者，那些不分青红皂白便要求把那些与铸造硬币相关的权利统统转移到现代货币形式上面的人，只不过是为了把发行纸币也当做一种行使强权和控制金融的工具，而丝毫都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做法会有助益于老百姓。英国政府之所以在1694年赋予了英格兰银行以发行钞票（略有限制）的垄断权，就是因为这种做法对政府有利，而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公益。自政府垄断货币制度以来，那种以为政府垄断能够确使相关国家获得一种比市场所能提供的更好的货币的幻想一直主宰着这些制度的发展过程，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却表明，只要这种垄断权力的行使不受到像金本位（thegoldstandard）这类自动机制的约束，那么它就会被滥用来欺骗老百姓。货币发展史的一项研究表明，所有直接控制货币发行数量的政府都不值得信任，因为它们每时每刻都会滥用这项权力。只有当其他人可以自由地向我们提供一种比政府所提供的更好的货币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获得一种体面的和高质量的货币。如果人们不是即刻就否弃法定货币并以此方式杜绝政府滥用货币的做法，那么政府就会在那种认为它们能够（从而也就必须）通过操纵货币的方式确保充分就业的错误观点的驱使下一次又一次地滥用货币垄断权——此外，上述错误观点甚至还被人们用来作为我们之所以必须实施“计划”（planned）经济、“指令性”（directed）经济、“指导性”（guided）经济或“操纵型”（steered）经济的理由。就此而言，经验再一次证明，正是政府所诉诸的那种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