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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痛苦，朋友的哀悼，这位年轻人永远也听不到了。
我们和孙志刚素昧平生，但孙志刚之死深深的刺痛了我们，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不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孙志刚。
我们强烈地呼吁，尽快废除收容遣送这项于法无据，于理无由的制度。
收容遣送本来是一项救济制度，是政府民政部门收容那些街头无人供养的老人、乞丐和孤儿，政府掏钱将他们安置。然而现在的收容遣送完全走向反面。一些健康的、有身份证的、自食其力的人，如果没有暂住证，就可能被有关部门收容，然后再用金钱赎出来。收容遣送已经成为某些部门和某些公务人员寻租自肥的手段。在收容遣送中，公民被殴打、遭受性侵犯、甚至无辜丧生的事例屡有发生。孙志刚之死，只是无数悲剧中的一例而已。
孙志刚从3月17日被带入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到3月20日宣布不治，短短的三天，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就走完了生命的旅程。——谁有让一个公民如此不明不白死亡的权力？
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亡的原因，就是背部大面积的内伤。
法医鉴定书上的“分析说明”指出，孙的身体表面有多处挫擦伤，背部可以明显看到条形皮下出血，除了腰背部的大面积出血以外，肋间肌肉也可以看到大面积出血。按法医的说法，孙志刚体内的大出血，是被钝物打击的结果，而且不止一次。《南方都市报》在报道中指出，从尸检结果看，孙志刚死前几天内被人殴打是最终导致死亡的最大原因。
在其死亡原因没有完全查清楚以前，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但完全可以这样说，收容遣送制度是夺取孙志刚生命的罪魁祸首。
作为一个有身份证明、有正当职业的公民，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需要“暂住”？一个有着劳动能力、努力创造财富的纳税人，为什么要被收容遣送？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实施以来，依据某部委的文件而实行的收容遣送制度，明显地违反宪法，在废止之列，为什么今天依然还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地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
我国在2002年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正式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那么保障中国人的人权，不仅是政府对全体中国人的承诺，也是对世界的承诺。
限制公民在国内正常流动，不经任何司法程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很明显与人权公约的原则相悖，也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相悖。收容遣送就是这样的制度，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三番五次强调要尊重宪法、依法治国的今天，它必须尽快废除。
一个负责人的政府首先是对自己的公民负责，一个要赢得尊重的政府首先要尊重本国公民的权利。
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领导全国人民抗击sars，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人命生命健康的重视。然而，我们怎能容忍，一个病魔没能夺去的生命，却让一种不人道的制度夺去！
为了我们不再成为下一个孙志刚，我们呼吁，尽快查清此案，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以法；我们呼吁，收容遣送制度尽快“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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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抗非典随感之一：传染病防治法，非常时期才被想起？
（起8B点8B中8B文8B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39：00 本章字数：1393）
阳春时节，非典肆虐，有一部法律变得耳熟能详，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许多老百姓听到其名称时，第一个反应是，哟，原来还有这样的一部法律？
其实，这部法律早在1989年9月1日就开始实施了。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改革开放已经十年的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传染病对经济、对社会管理的巨大冲击。传染病防治法就在那样的背景下出台了。
这部法律实施14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社会公共事业重要组成部份公共卫生事业自然在此之列。但是我们在灾难发生后，才突然意识到，长时间的太平岁月，让传染病防治法——这部和人民身体健康甚至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法律，在纷繁的社会生活和蓬勃的经济活动中，显得那样的落寞。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政府公务员甚至一些领导，认识到这部法律的重要性有多少？它似乎是部只属于卫生防疫等专业人士的法律。
当传染性非典——这种人们以前从未遇到的新流行病爆发时，传染病防治法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
翻开这部法律，我们发现，传染病防治法对传染病的分类、防治部门、举报、隔离制度、法律的监督执行、相关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可以说这部法律有着相当的前瞻性，非典防治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于法有据。但是遗憾的是，非典开始流行时，传染病防治法不应当的“缺位”，使这个“恶魔”走得更远。
法律规定：“任何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报告。”
“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
对于可能出现的新的传染病，法律也做出明确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
在我国广东1月份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该病 2月份在广东等地流行，并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最后病毒北上，传染面扩大。相关部门的负责人4月初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非典并没有列入新的传染病名录。这种病例在美国等地刚被发现时，就立即被列入新的传染病名录。
法律对传染源的阻断、相关人士和场所的卫生处理、防疫和医疗设备的准备、防疫人员和医务人员的保护，都作了相应的规定。然而，非典流行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医疗人员依然在缺乏足够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战斗在第一线，一些白衣卫士用血肉之躯与病魔作斗争，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4月初，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发现非典时，一些县医院连起码的隔离服都没有。
我们可以找出一堆理由：如经费紧张、相关部门经验不足等等，但必须检讨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太平时期，我们真的不太把这部法律当回事。
灾难有其不可确定性，正因为它的不可确定性，平时的防范显得尤为重要。美国9。11事件的发生，并不说明恐怖事件只属于9月11日那一天，恐怖事件在9月10日或者12日都有可能发生。同样，传染病也不仅仅属于1988年和2003年，对于传染病这个始终伴随人类文明史的敌人，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睁大眼睛。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愿非典过后，传染病防治法，不再只有瘟疫流行时，才被人们想起来。 （2003年4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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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必须付出神化的代价——从陈永苗两篇文章谈起
（起7V点7V中7V文7V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40：00 本章字数：900）
永苗兄最近在关天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谈毛泽东和李慎之的父子关系，一篇是《天有病，人知否》，两篇文章褒贬不一，这倒没什么关系，引用我老家的一句俗语：“路边编草鞋，有人说长，有人说短。”但我是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一起看，其中大有深意焉。
有人指责陈永苗在此全国人民抗非典时，作此诘问。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这场灾难早早过去，但独立思考的人，必须思考某些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一场天灾会引起人其他的联想？
中国有着几千年封建史，王朝执政最大的立国之本就是“受命于天”，既然你宣布受命于天，那么就必须有着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永苗说的巫术的力量，既然作天下的“共主”，而且是上帝安排的，那么所有的危难你就必须承受，——而且没有理性的逻辑，受命于天违背理性，那么帝王的责任对老百姓而言也必定违背理性。天之子，自然无所不能，有灾难，只能解释为“失德于天”，为改朝换代寻找理由。
民主的社会，因为政府是选票选出来的，自然灾难由选民共同承担，这点上海的危舟兄已经说得很好。
如果执政者总是宣传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那么这样被神话化，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那些失误产生的负面效果自然大于民选政府。因为你给人民的印象好像不是有限政府，而是全能政府。
世上没有全能，标榜自己是全能的，往往在具体的事情面前反而成为无能。
一个传统的家庭，儿子小时候总是特别崇拜父亲，认为自己的爸爸无所不能，爸爸的每句话，简直是金科玉律。越是童年崇拜父亲的人，长大后越有可能“审父”。童年父亲自己营造的高大形象可能一夜之间坍塌。——因为世上没有全能的父亲。而西方从小就不必要避父亲之讳，可以和父亲正常交流的人，反而在成年后，能与父亲保持一种正常的关系。
“剔骨还父”很容易出现在东方，从顶礼膜拜走向背叛的极端，如哪吒那样，选择荷花之身——那是真正的自然之身，而把肉体还给父亲。
一个总是在神化自己的人，必须付出被神话的代价。于是乎他为了保持神话后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