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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陈义平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从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对外来工的安置，较大程度带有自发性的色彩。他认为，除了对外来工的短期安置外，还存在一个长期安置的问题。一些外来工有可能长期在流入地生存下去，有些可能打工一段时间返回原籍。无论流入地，还是流出地，政府部门对此应未雨绸缪。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剩余的人口大国，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胡鞍钢教授曾经大声呼吁：为了促进中国结构变革、城市化进程，政府应当制定公平的民工就业政策，必须从歧视性向友好型、平等型转变。保证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劳动安全和享受与当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善待农民工就是善待我们的兄弟。关注这些人的命运，就是关注未来中国的命运。我们在迎来人口迁移浪潮时将会面对越来越多诸如此类的问题。但只要清楚地看到农民工进城的现代化意义，那么就会积极地着手解决问题。农民进城务工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股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2002年3月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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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都市屋檐下的人们（《农民进城命若鸡》之公开版与拉长版）
（起1T点1T中1T文1T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25：00 本章字数：16784）
在繁华的都市，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盖起了豪华美丽的高楼，而自己常常栖息在低矮潮湿的工棚；
他们为居民送来了新鲜洁净的牛奶或纯净水，而自己喝着并不干净的白开水甚至自来水；
他们在车间里制造出最时髦的服装，而自己身上的打扮总是那样土气。
这群都市屋檐下的人们，人们不经意给他们起了一个略带歧视意味的名称：民工——这是一个多多少少带有歧视意味的称谓。这些城市屋檐下的外乡人，他们究竟有多少？他们为什么来到城里？
我们更愿意以一个更中性、准确的名词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共有83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35岁以下的青年。
这些人的心态、喜怒哀乐和未来，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他们不应该成为城市“边缘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与推进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中，他们既是重要参与者，也应成为获益者。
他们为什么要进城？
在北京朝阳区接近东四环的一个小区里，来自安徽无为县的陈福田也许是最出名的人，他不是小区居民，他和他的妻子以及7岁的儿子租住在四环外的一间平房里，每月租金200元。他之所以在小区妇孺皆知，是因为他常来这里烤羊肉串。
今年34岁的陈福田来北京已经8年了，他说他的哥哥、妻弟等几家都是举家在北京混日子，有当建筑工人的，有作保姆的。而整个无为县，有30多万人在外面打工，几乎占全县一半人口。陈说：家里平均每人就几分地，吃饭刚刚够，还要交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不进城打工根本难以生活下去。
在小区每天3至4个烤羊肉串的人中间，他的生意出奇的好。一是他服务态度特别好，小区常来吃羊肉串的人几乎在他脑中建了一份档案，一时忘了带钱，他会和气地说，先吃吧，下回一并算账。而且他的价钱公道，羊肉的质量和味道都不错。
从几年前，北京已经开始静止露天烧烤，他这样做显然不合北京市有关规定。因此和城管队员打游击战是陈福田夫妻俩做买卖的重要内容。每天下午烤羊肉串时，他都会让她的妻子望风，但即使如此，大概每5天他都会被城管队员查抄一次。每次城管队员一来，他和妻子别撇下工具，疯狂地逃跑。然后城管队员将烤羊肉串的铁皮槽以及羊肉没收，没过两天他又会拿着新做的烧烤工具，出现在小区。
陈福田认为自己屡屡被抄，是因为生意太好，有人妒忌。他的怀疑不无道理，因为笔者一次就亲眼看到城管队员把他的摊点抄掉，而离他不到20米的一位烤羊肉串的人却安然无恙。这样烤羊肉串妇女的是小区的居民，下岗在家。但她的羊肉串却很少有人光顾。城管在没收他的工具时，一位队员还对旁边看热闹的居民说：这进城的农民挣钱还真容易，每天差不多能挣100多元。要是下岗工人咱就算了，不抄他的了。
对于这种“内外有别”的待遇，陈福田显然已经非常习惯。他说，抄掉不要紧。烧烤的铁皮槽和羊肉值不了多少钱，自己再做一套工具就行了。他租住的房子里，堆着许多白铁皮，随时准备重整家什再开张。他最怕是城管和公安一起行动。抓住了就会遣送回家。笔者问他，难道你没有暂住证吗？他说，怎么没有，但要想遣送你回家，还不是人家说了算。
他每年几乎会被遣送一次，但到了安徽当地，交一笔“遣送费用”，获得自由后，没两天他又出现在北京。城管队员们对这位“老游击队员”也相当熟悉，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似乎要长久地演下去。对陈福田而言，尽管被查抄，被遣送，但北京的诱惑实在太大。每月3000元的收入是他在老家不能相像的。他的儿子现在借读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小学里，家里也建起了一幢两层楼房。这一切，都来自他烤羊肉串。
“你说，我回去干吗？反正该办的证件我都有，又不犯什么大法，遣送就遣送呗，不过多花几笔钱，多买几张火车票，反正比呆在家里强多了。”一次他理直气壮地对笔者说。
而在陈福田的烤羊肉摊一次次被抄时，该小区西端的一间居委会出租的简易房里，三位来自河北邯郸武安县的小伙子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将这间房转手给别人。他们原来租这间房做快餐，主要供周围的小学生午餐。“现在给小学送快餐也越来越难做了。”他无奈地对笔者说：“到处要打点，而且每份8元的快餐，给校长的回扣就2元。有的快餐公司给的回扣更多。我们这样的小店竞争不过大的快餐公司，只好关张罗。”关张以后在做些什么，这几位小伙子还没有想清楚。“反正北京总能找到活干。”他们显得很自信。
在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到处可以看到类似陈福田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的身影：建筑工地、菜市场、马路上卖报的，早晨送牛奶的。在都市的屋檐下，他们是起得最早，休息得最晚的一群人。城市人似乎对他们并不陌生，然后有多少城里人真正走进过他们的生活，关注过他们生存状况？
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想什么，正在做什么？他们进城来寻找什么？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不同部门有着不同的同几口径，有一些差异。因为这部分人的数量是动态的，但比较公认的数字是8000万到1亿左右。在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最多，大概有2600多万，差不多1/3，其次是长江三角洲，江浙沪地区，占20％左右，再其次是京津地区，占10％左右。
这些人来到都市，有些为了生活，但越来越多的人是为了寻梦，寻找一个不同于祖辈的梦。
深圳横岗镇以服装、玩具等加工业为主。聚集了大约10万左右的外地“打工妹”、“打工仔”。2001年一个夏夜，在镇中心的露天广场，笔者遇到一位来自江西宜春的19岁姑娘小肖，她初中毕业后就到了横岗一家鞋帽厂做工。据她说，村里年龄差不多的小姐妹除了少数继续上学外，几乎都出来打工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她父亲在80年代中期就来深圳打过工，当时主要是当建筑工人。现在她父亲年纪大了，呆在老家种地。他的哥哥、嫂子也来到了广东。她是全家最小的孩子，家里并不怎么指望她挣钱。用她自己的话说：“能挣些钱更好，但更重要的是想出来闯闯，呆在村里一辈子多没出息呀。”因此，小肖和几个姐妹在一家夜校读中专会计专业。当笔者问她：你想过以后你是留在广东，还是回老家嫁人呢？
对这个问题，小肖沉吟片刻，显出了一丝忧郁。她说：“谁知道呢，回去的可能性更大。在这里扎根太难了。但读点书，长点见识总是好的。”
在广东、在全国，有无数像小肖这样希望通过进城打工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在许许多多“打工仔”、“打工妹”的心中，安子是一个艰苦奋斗而成功的榜样。
90年代初，17岁的安子从梅县乡下来到深圳，进了一家电子厂成了插件工。插件工枯燥苦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这个倔强的姑娘像无数能吃苦的客家人一样，在繁忙的劳作之余，从初中课程开始自学，一直念完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大专课程。1991年，安子将打工日记加工创作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报纸连载，反响极大，随后，《都市寻梦》等文学作品也相继问世，同样获得成功。深圳广播电台邀请了安子主持“安子的天空”。这个专栏节目安慰了无数在来都市寻梦的外地青年的心灵。今天的安子，已经成了4家公司的总经理，迈入成功人士的行列。
“安子现象”以及安子的命运之所以让全社会如此关注，这说明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进城务工人员虽然还处在弱势地位，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生存状况，已经不容漠视与回避，已经长久地摆在全社会面前。
广东珠海市团委去年组织了一次对进城务工青年最近的调查，调查报告显示：学技术、求改善、谋发展，已经成为广大外来工远离故土，涌往特区的主流心声。
报告显示：在珠海经济特区纳入劳动部门管理的22．8万名进城务工人员中，有约85％以上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三来一补”企业、建筑和服务行业等。在这支特区建设的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