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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这座城市的宿命，总是和悲剧连在一起。有“一旦归为臣奴”的亡国之痛，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奢靡麻醉，有30万人倒在血泊中的民族之恨。而9月14日，世界人们刚刚纪念完911事件后不久，南京便发生了“大毒杀”。死亡人数在今天的中国，肯定是绝密的，41还是200多人？中毒者是200人还是1000人？
其实，这一切都不重要。我们只知道，有人把个人的愤懑，发泄到无辜的大众身上，而他们更多的还是天真的孩子。
在悲剧面前，眼泪是廉价的，愤怒是无用的，推托责任更是可耻的。我们只想问，是什么，让一个人对社会有如此的仇恨，仇恨到如此处心积虑，向花蕾一样的孩子伸出黑手？
914之于中国，必将于911之如美国，时时考问我们的国民：我们的社会究竟缺失了什么，我们的民族究竟陷于什么样的泥坑？
中国自秦汉以后，“死士”之类的刺客越来越少，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观，也不推崇“以血还血”的复仇思想，而是主张“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宽容。儒教的价值观，是不容恐怖主义的。但是，这样的投毒，不是恐怖主义是什么？
报复社会，无疑是懦夫的行为，是应该千夫所指的犯罪行为。但是，我们应该仔细观察我们脚下的土地，究竟有多少熔岩要喷发。回避、掩饰只是掩耳盗铃而已。我们的社会，应该充分地给人提供正常的诉求渠道，这些诉求也许是有理的，也许是无理的。但再激荡的洪流必须在河床中冲撞，而不能溢出岸堤。弱者，在无可排谴时，觉得无助，他们可能会置起码的社会规则于不顾，从绵羊变成魔鬼。
夜已深，我不想再写了，再写无非徒增悲伤而已。我宁愿南京还是想象中的南京：“多情唯有台城柳，依然烟笼十里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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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保守自满、不重规则的湖湘文化必须变革
（起8I点8I中8I文8I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49：00 本章字数：1256）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18岁离乡北上求学，从此一直生活在北方。对故土和乡亲，我至今怀着深深的爱和感激。惟其有爱，我认为我和石马栏先生一样，对湖湘文化也常常做反省与反思。虽然这种反思是痛苦的。
在大学时，我也为自己是一个湖南人感到骄傲。常常挂在口头的是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和杨度的“若道中国果要亡，除非湖南人死光”以及毛泽东的“自信人生二百年”。直到今天，我回湖南时，看到岳麓山黄兴、蔡锷等三湘精英的长眠之地时，依然抑制不住自己的崇敬之情。但崇敬多是属于情感的，对湖南先辈性格的欣赏也多属于美学范畴的。而对湖湘文化，必须有理性的批判，而湖南人，比起江浙人、广东人，缺少的正是理性精神。
促使我反思湖湘文化和湖南人性格的是几件小事。一是我的一个中学老师来北京发展。此人来京已经4年多了，一直执拗地不说普通话而说湖南方言。我数次和他出去吃饭或者进酒吧喝酒时，他数次和服务员吵架。他总说北京人势力、懒惰。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能成为他抗拒溶入北京的理由吗？
二是我们县几个老乡在餐馆里聚会，里面甚至还有一个博士。他们就是要大声地说家乡话，不顾餐厅里其他人的侧目。而我坚持说普通话竟被他们奚落。
三是一个湖南老乡自豪地说，湖南人的形象是全国最好的，河南人的形象是全国最差的。旁边一位河南籍朋友问了一句：湖南的张君和河南的小骗子，哪个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最大。
地域性格和地域文化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但谈到地域文化时，不能不说地域性格。因为文化总是由群体创造的。
湖南人任侠仗义，尚气好斗。用湖南土话说，就是“霸蛮”。这种性格是一把双忍剑。在天下动乱，黎民困苦时，需要匡正天下的。此种性格有用。从曾左彭胡，到黄兴蔡锷，到毛刘诸人，用铁血的方式杀出一条路，打出了湖南人的气魄。委实让人佩服。但是湖南人的功业正是建立在中国人不幸的时代。如果湖南人还沉醉在乱世出英豪的美梦中，则是中国之不幸，也是湖南之不幸。
理性的时代，讲规则的时代，不欢迎不按理出牌的人。而湖南人最喜欢不按理出牌。规则意识也就是法制意识极差。今天湖南的现实可见一斑。官员信奉“蛮政”，而百姓也喜欢“蛮争”。许多事情的处理，都是通过极端的方式解决。
记得当年湘军挟灭太平天国之勇时，势力遍天下。彭玉麟在南京的湖南会馆写了一副对联：“梓楠松杉，裁得湖湘良材，奄留吴地；湘资沅澧，引来洞庭秋月，遍照秦淮。”何等的豪气。但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江浙、上海人那样的理性精神。你也许觉得他们不爽，也许觉得他们不够朋友。但他们守时，重法律法规，权利义务分得清清楚楚。这正是我们中国现在最缺的。
自满、保守，躺在祖先功劳簿上的人是没有出息的。湖湘文化必须变革 。这点石马栏已经说得很多了，我不再补充了。湖南人里面我最佩服的是宋教仁和袁隆平。前者是个宪政至上的理想主义者，他认识到以暴易暴对社会进步是没有意义的，最后为宪政而献身；后者用实际工作解决许多人的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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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法源寺游记
（起7X点7X中7X文7X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0：00 本章字数：2062）
法源寺古称悯忠寺，在北京城南宣武区，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一千五百来年了。当时的幽燕，在长安人的心中，还是荒蛮边远之地。蒙古人入主中原，建都于此，只是七百多年的事。
我居京华已近十年，知法源寺之名很久，但一直无缘前往。今年国庆节的第二天，幸有浮生半日闲，一人独自去了法源寺。
从菜市口附近的七井胡同往北走，看见胡同内两旁的国槐树黄叶飘落，秋风卷来一阵阵胡同内市井人家特有的味道，那样使人觉得亲近。两三只鸟儿鸣叫着，在四合院的黑瓦上嘻闹。几个人晒着太阳，在胡同口打扑克，偶尔有一两个卖啤酒的人，骑着三轮车，吆喝着经过。
说来奇怪，在这样一种世俗的、充满人间烟火味道的地方，我向左一拐弯，就见到了法源寺的山门。看来也不尽然是古刹必须藏在深山中。
不凑巧的是，卖门票的老人告诉我，今天是周三，是法源寺和尚闭门诵经课读的日子，不对外开放。我说前来谒庙，并非打扰和尚们清修，他们怎会责怪？这位守门人说，自从台湾李敖的小说《法源寺》出版后，中外的游客一下就多了起来。他见我诚恳，就让我进了寺门，只是说：“三大殿已经锁了，你没法进香。”我想，进不进殿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天王殿前，钟、鼓楼之间，左右各有六块石碑，其中一块是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笔法精到，落款是“乾隆御笔敬书”，让皇帝称“敬”的，除了天地祖宗，恐怕只有孔子与佛祖了。清代历朝皇帝礼佛，其中以雍正、乾隆父子为甚。清室推崇佛教，有其笼络藏蒙诸少数民族的意图，但也不能否定，以成于北方苦寒之地、经济文化落后的八旗人，得天下后，确实也需要一种宗教支撑。显然佛教是在中土最有群众基础的。
两旁种着数杆修篁，但北方气候干燥，又值深秋。竹叶自然枯黄，已失南方的青翠欲滴之态。李敖小说《法源寺》中提到谭嗣同就义后，大刀王五等人和寺庙的法师一起藏谭氏尸首于法源寺。《法源寺》里还有一个将李大钊和熊十力合在一起的人物——李十力。我想小说家言，不可全信。但谭嗣同就义的菜市口离法源寺只有一箭之遥，而且谭氏生前常居的湖广会馆离这里很近，谭嗣同一生对佛祖敬仰，对佛教教义的造诣极深，生前与康、梁诸人常来法源寺小驻。因此李敖所写的情节不能完全以虚构视之。地以小说名满天下的例子很多，如被人认为是大观园的恭王府、舟山群岛中的桃花岛等等。
法源寺最有名的当数满寺遍种的丁香，现在我看到的只是绿叶满枝的丁香树叶。想见春来丁香花开时，应是满寺馥香。佛家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丁香既有色又有香，在出家人眼中，难道真的都是虚幻？
使法源寺诗名远播的，除了丁香，我想应该是它的地理位置。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汉人只能住南城，因此来科举的南方才子多在前门一带落脚，来法源寺聚会是方便又风雅的事。清朝和民国来过法源寺的名人实在太多了。陈从周先生在一篇文章《法源今古多诗人》中讲到，当年泰戈尔从佛教的故乡印度来中国访问，徐志摩陪同这位起汉名为竺震旦的诗哲在法源寺的丁香树下一夜未眠，而徐志摩作了一夜的诗。我不知道当年泰戈尔在花香树影之中会想起什么？会不会想起佛法从他的故乡流传到中国，其中的艰难与曲折？今天我们读泰戈尔《吉檀迦利》等作品时，能体察其中深深的禅意。得知这个佳话后，徐的老师梁启超集宋词为一联送给徐志摩：“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碧环；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后来徐志摩坠机身亡后，俞平伯见此联，睹物思人，写下了一首绝句：“金针飞度初无迹，寄与情遥绝妙词；想见诗人英隽态，丁香如雪夜阑时。”而今诸先生已入万古寂灭，而丁香年年如雪，来赏花的人，几人能想起这些？
过了第三个大殿，从一小门进入后院，后面有两个套院，完全是中国传统四合院的样式。一个院内有四棵苍虬的白皮松，院中间养着一盆盛开的菊花，另一个院里，有一株树已经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