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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娘说你今天就会回来的。”我飞快地跑过去，帮父亲提着那个让队里人艳羡的提包。
“是呀是呀，是大事，不回来哪行？”父亲一边搭话一边给成全叔等人递纸烟。
“旺哥，这么多年，犁田钯田还会吗？你16岁就出去了吧。以后你们家的田谁种？”
“到哪座山唱哪支歌，反正婆娘孩子恶不死。”听了这话，父亲一脸高兴，拉着我回家了。
等着父亲回家的娘，已经杀了只鸭子炖上。娘在火塘边一边添柴，一边埋怨父亲应该早点回家。
“东村的孝杰，在省城上班，前天就回来了，就你沉得住气。”火苗映红了娘幸福的脸。
“不是还没有开始分么？用不着那样着急。勇伢，去叫你爷爷、伯爷下来吃饭。”父亲吩咐我。
每到父亲回家时，家里就会杀鸡或宰鸭，也就会叫爷爷、大伯一起来吃饭，这也是我童年最高兴的时候。
爷爷和伯爷一家住在村北面的老屋里，我们村子在半山腰，老屋的地势最高。爷爷不愿意搬家或者把老屋拆了，他总说老屋的风水好。
我飞也似的沿着232级石级跑到老屋，这些石级在我会数数的时候就数过好多遍。爷爷对伯爷说：“把昌文、昌武也带上。”昌文昌武是我两个堂兄，昌文结婚了，昌武已经对上对象了，但是还没有过门。
爷爷留着白胡子，常常右手柱着拐杖，左手拿着水烟筒，长长的脸，个子很高，十分威严，只有在孙子面前偶尔才露出笑容。
爷爷和伯爷及两个堂兄进我家时，桌子已经在堂屋里摆好，鸭肉热气腾腾地端上来。满屋被这杂着肉香的蒸气弥漫着。娘特意点燃了那盏过年才点的马灯，满堂屋亮堂堂的。爷爷在上席坐好后，对我娘说：“让昌俊、昌耀、昌明都上桌子坐。”昌俊13岁，是我哥哥，昌明8岁，是我弟弟，我们仨平时是没有资格上桌子的，只能和我娘、我姐站在一旁吃饭。
张家祖孙三代，8个男人把一张八仙桌正好坐满。喝完一杯米酒，吃完最爱吃的鸭屁股，爷爷清了清嗓子，咳了一声嗽。我和弟弟马上停止了吵闹。全家人都知道，这是爷爷即将训话的先兆，满屋子安静得，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只有马灯的灯芯在“滋滋”地烧着。
“我今年77岁了，已经见了第四代了，知足了，也没几天就要见张家祖宗去了。”
一听爷爷说这话，伯爷和爷娘以为有什么惹他生气了，娘连忙插话：“爷爷莫这样说，您老人家身子还硬板，活到90岁没问题。”
“莫打岔。”爷爷不看我娘，而看着他的几个孙子，继续说，“现在又要分田了，这可是我们张家的大事，今天要好好论论这事。”
“不是分田，报上说是实行联产责任承包制。”父亲提醒道。
“把田分给各家各户种，不是分田是什么？什么责任制，还不是一个事情？听人说，这回分田要继承祖业，解放前的田是谁的，就分给谁？”爷爷转过头来问右手边见过世面的父亲。
“好多人都这样说。”伯爷插话。
“不可能不可能，这是谣传。”父亲急忙说，“你想共产党把国民党赶走，怎么会让大家继承祖业呢？东村王如堂一家去了台湾，能让他们就从台湾回来继承没收的200多亩田么？上面的政策是按人头分田。”
“不管怎样分，按人头我们家也不吃亏，我们家人丁还算兴旺。昌武的亲事马上办，把对门河何家的妹崽快娶过来，好多一个人分田。有几丘田原来就是我家的，想办法分给我家。”说着话，爷爷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包，放在桌上。左三层、右三层地打开，露出一叠黄纸。
“爷爷这是什么呀？”昌明好奇地问。
“这是地契，你们太小了，莫见过这样东西。”
“天爷，您还留着这样的东西。”伯爷惊恐地睁大眼睛。
“我们家成分不高，怕谁抄家？”说着，爷爷从这叠黄纸中拿出一张， “这东西我在床板底下藏了三十多年，好在没有让虫吃了。这份契子买的是鲤鱼大丘，咯是我们家买的第一丘田，一共十石谷（湘南一种计算单位，大概6石谷合1亩）。”
“买这丘田是民国35年，打赢日本鬼子后第一年。”爷爷一下子就回到了过去，“买鲤鱼大丘花了30个银花饼（银元），这30个银花饼攒得苦呀。我们家世世代代给王如堂家当佃户，替他们家种田，田作得方圆几十里有名，可就是自家田无一丘，地无一垄。我和你们老爷爷不甘心呀。民国33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家有了从嘴里省出40个银花饼，一半埋在屋前的桂花树下，一半放在柜子里面。日本鬼子进屋枪东西，把那20个银花饼抢走了，你老爷爷好傻，手抓住银花饼不放，给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了，他好想不开，给那帮畜生还能讲么子理？可惜他死时才50岁，身体好得像牛牯一样，担得起百多斤的担子，走起来我都赶不上。死了后连副棺材都没有，兵荒马乱就随便埋了。”
讲到这里，爷爷混浊的眼里已满是泪水，这段惨痛的家史我们兄弟已经听过好些次，但这次爷爷讲得最仔细，
“我让日本鬼子抓出去做挑夫，一直跟他们队伍到了广西，快出国了，我找个机会，趁鬼子们睡觉时跑了。我放心不下你两兄弟和他们的奶奶。我得了一身疥疮，新做的一件棉衣也丢了，穿了身单衣逃了出来，一直往北走，总算回家了。”
“日本鬼子走了第二年，村里孝俭他爷爷抽鸦片烟，要卖鲤鱼大丘，价钱出得低，当时大家都没有钱。我把桂花树下的20个银花饼挖出来，再到他们奶奶娘家借了10个银花饼，买了鲤鱼大丘。第二年收成好呀，整整打了12石谷子。打禾时，成旺那年才4岁，成兴10岁了，帮着割禾。成旺在田边耍，没人管碰到石头尖上，你现在额头上那个疤就是这回磕上的，你大概记不得了。不管怎样，别的田分不回来还好说，鲤鱼大丘一定要回来。”
“爷爷，吃菜吃菜，莫光讲话。”娘提醒爷爷。
爷爷又喝了几口酒，脸有些红润，把那张地契递给我：“勇伢，这些子认得么？念念。”
小学五年级的我，认这些字当然不废功夫，哪怕是繁体字。我大声地从上往下念出来：“今有西湾村王淳安将鲤鱼大丘共10石谷田卖给同村张基程，张基程付银元30元。立此为据，永不反悔。卖方：王淳安；买方：张基升；中间人：王淳和。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初八。”上面还有爷爷盖的手印。
“不错不错，这字你都认得。”爷爷非常高兴地看着我，“我是睁眼瞎子，一个字认不得，成旺读完了中学。昌字辈五个孙子都识字，好呀。”
伯爷对爷爷说：“分田是把河谷里地好田搭配山上的梯田，每家每户抓阄，鲤鱼大丘能保证我们家分着吗？”
“分不着不会用更好的田换？别人肯定同意。”爷爷很不满地盯了伯爷一眼，转身对昌文昌武说：“你俩叔叔在县里工作，几个弟弟还在读书，婶娘一个人种田有困难，你俩兄弟在农忙时多帮忙，别让别人看笑话。”
“爷爷不用你讲，叔叔的田我们会帮忙。”
爸爸这时候提起了成全叔：“刚才回来时在大樟树下碰见成全，他阴阳怪气地问我会不会犁田钯田，田怎么作。我说我们家老婆孩子恶不死。”
“哼，”爸爸说完这事，爷爷非常生气：“成全那是眼红你。你们俩一起读书，你考上供销学校，他考上林业学校。后来61年林业学校解散了，他回家当了农民，而你在城里吃国家粮，雨天淋不到，晴天晒不到，他当然眼红。这就是命，眼红有什么用？在生产队时你每年拿钱给社里，他们才给最低标准的口粮，还像我们家欠他们多大人情，好像你们家是他们养活的，老讲风凉话。现在自家有田，能饿得死人吗？只能吃得更饱。”
后来听我爸说，快要解放前，大地主王如堂知道外面的形势，贱卖了许多田，不识字的爷爷以为捡了大便宜，又买了5、6亩地。土改时差点被划为富农，幸亏姑姑嫁给了土改工作队的一个干部，才划为贫农。
（三）
到了农历11月初，天渐渐变冷了，分田也如火如荼地开展。
在生产队队部里，早早就烧着木炭——反正队里这些木炭要分完，不如先烧着烤火，往年这时候肯定舍不得烧炭。旺旺的炭火边，仁老爹和满阿叔主持开了一个又一个会。他俩虽然不乐意，但也只能如此，用仁老爹的话说：“别人来分还不如自己来分更放心。”
先是分土（旱地）、分山林，然后才分水田。分田抓阄的那一个晚上，至今我记忆犹新。
生产队的晒谷坪就在我家前面，晒谷坪右边，矗立着一栋最气派的房子，——这是生产队的仓库和队部。此时粮食分得干干净净，大谷仓也拆成木板，也要全分光。
在队部原来堆红薯的大房间里，四盏马灯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两盆火烧得旺旺的，木炭“霹雳爬啦”地烧得欢。窗户也没有人再封塑料纸了，风嗖嗖地吹进来，孩子们也想靠近火盆取暖，但总被仁老爹训斥：“娃娃屁股上三把火，要烤么子火？一边去，别挡大人办事。”
队里112个人分120亩水田，人均1亩，剩下8亩做机动。所有的田分成好中差三类，如果一家分6亩地，这家必定好田2亩，一般的田2亩，在山上、灌溉不方便的田也2亩。三类田放在不同的竹筒里，让人抓阄。
抓阄开始了，小孩们也不闹腾了。
“李富贵，东头长丘，1亩2分。”主持抓阄的满阿叔大声吆喝。
“富贵，你运气好，这田是队里产量最高的。”
“张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