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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玛家的院子里有西洋式的喷水池也有中国式的金鱼缸，屋里有楠木太师椅也有意大利皮沙发，给人的感觉是中西合璧，舒服无比，却又不伦不类。
一到王家，父亲就像礼物一样把我交给王太太，王太太坐在轮椅上，会惊喜地搂过我说，丫儿又长高了。
王太太长得很漂亮，六十多了还是很精彩，抹着红唇，描着眉毛，烫着头发，戴着亮闪闪的耳坠子，比我的母亲时尚。母亲说王太太是游历过外洋的，外国话说得顺溜，不打磕绊，非一般京城老娘们儿能比。我特别欣赏王太太那曳地的长裙和身上那条光影闪烁的披肩，那披肩来自法国，是王利民送给他*的礼物。我就想，这个王利民很是有眼光，他知道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知道该给女人送什么样的东西，不似我的父亲，下了一趟南洋，给我母亲带回一盒子吕宋烟，而我母亲根本就不抽烟，结果还是照顾了他自己。王太太的披肩柔软细腻，有精美的绣花，沉重的流苏，我将披肩抓在手里，爱抚地摩挲，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和妒忌。王太太说，丫丫要是喜欢将来我就把它送给丫丫。
我问将来是什么时候，王太太说就是她死的时候。我当然不好意思问王太太什么时候死，不过我知道，王太太膝下无儿无女，这条披肩她不给我也没人可给，包括她的亮耳坠子和玻璃苹果，将来肯定都是我的。
父亲不让我在王太太跟前提她儿子的话，王家避讳这个话题。
但是我希望，将来我也能有一个王利民一样的儿子。
王太太只能关照我，王家真正陪我玩的是他们家的洋狗瑞伯，瑞伯是只尖嘴大狗，搁现在的话叫苏格兰牧羊犬，简称“苏牧”，依王太太的话说，瑞伯是她的老儿子，除了不会说话，什么都懂。瑞伯有些小心眼，看见王太太抱我就很不高兴，使劲往王太太怀里拱，还拿后腿踹我。背过王太太它就朝我龇牙，喉咙里呜噜呜噜的，非常不友好。我对这个长毛的“小儿子”自然也没多少好感，把玻璃苹果里的吃食很夸张地往嘴里填，馋得“小儿子”原地转圈。
在我和瑞伯周旋的时候，父亲就跟王阿玛聊他们在日本学校里的事，他们说到因为输球，宿舍的寮长将他们全体扒光了赶到雨地挨浇，看得出这个话题让他们都很兴奋，两个人仰着脑袋哈哈大笑，王阿玛头上的睡帽笑到了地上，父亲的胡子上着着实实地挂了一条鼻涕。可以想见，十几个大小伙子光着眼子在雨地里站成两排，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是一种让人记忆深刻的风景，这个惩罚绝对比训斥到位，以至于都成了老头子了，两个人还在津津有味地絮叨，还在为此而欢乐。后来父亲给王阿玛学说扒老七衣裳的事，历数老七的不是，王阿玛开始还咯咯地笑，不知怎的忽然就不笑也不说话了。
王太太用手拍打着她的“小儿子”对父亲说，四爷，您千万别介，别介……别跟我们似的……
父亲说我们家的几个儿子都不争气，没有血性，硬是怎么赶，也赶不出家门。
王阿玛说，真赶出家门就麻烦了！
我回来告诉母亲，父亲扒哥哥们的衣裳是跟日本人学的，他在日本大学里就被扒过，箍筲胡同的王阿玛也被扒过。母亲说，父亲扒儿子的衣裳不是跟日本人学的，是跟《三击掌》学的，王丞相的女儿王宝钏抛彩球击中薛平贵，王丞相嫌薛平贵穷，硬是不答应，王宝钏不听她爹的，王丞相便让女儿将身上的衣裳脱了，再不要进王家的门。说到这儿，母亲学着王宝钏唱道：
上脱日月龙凤袄，下脱山河地理裙。
两件宝衣来脱定，交与了嫌贫爱富的人。
我不敢恭维母亲的唱，跟我们家的人比，母亲的戏曲水平属于朝阳门外平民市场唱落子的档次，“小老妈儿在上房打扫尘土嘛嗨嗨，扫完了东房扫西房……”母亲唱这个还行，唱《三击掌》的王宝钏，没板没眼，还时时地跑调。母亲没文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她当然不知道什么是FOX，什么是中锋，也不知道捷克和法国在地球的哪一角落，甚至搞不清楚父亲留学过的东京帝大是不是由日本皇上来主事。母亲活得有些糊涂，想来也凄惨，嫁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父亲这件事本身就够委屈的了，更何况父亲在事业上一无所成，整天扯些个没有用的咸淡，今天考证个版本，明天作一首唱和诗，全是不能当饭吃的勾当，家里的老底眼瞅着日日渐空，父亲甩手出去云游，家里只好全靠典当过日。父亲对家境的每况愈下也不急，说他自从进入“古典讲习学科”的那天起就断了升官发财的念头，就注定了这辈子要跟枯燥的古旧书本打交道，越是这样便越是对了。
相反，王阿玛回到国内却是大展宏图，他的眼光和魄力，他的善变和灵动，再加上他曾经搞过洋务的父亲的佐助，没有几年便成了京城的工商大亨。我是在二十一世纪研究老北京工商史的时候才重新认识王国甫这一人物的，史料的记载使我见识了这位老人的另一面，这是一个不为我熟识的王阿玛，一个崭新的王阿玛，一个所走道路和我父亲完全不同的王阿玛。
我也明白了父亲扒儿子们的衣裳，为什么会适可而止。
（二）
父亲和王阿玛学成回国的时候，宣统还在皇帝位子上坐着，我的祖父刚刚过世，依着惯例，父亲承袭了祖父镇国公的称号，代降一等，被封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是不用上班的，不多不少的俸禄也按时拿着，这就注定了父亲的闲适无为，注定了他在事业上没什么大出息。
王阿玛回来，理所当然地接管了王家的产业京津沪三处叫做“和瑞祥”、“锦瑞祥”、“长瑞祥”的大绸缎庄，做了一个风风光光的少东家。
中国的丝绸锦缎一直是宫廷服装的主打，千百年来几乎无多改变。自光绪以来，“和瑞祥”的料子几乎四成供应大内，所以“和瑞祥”料子采办得就考究、精细，集中国南北之精华，非其他绸缎庄能比。
我们的老祖母在做姑娘的时候和端康太妃是朋友，太妃闷得慌了，就将祖母叫进宫去“陪着说话儿”，祖母进宫有时半日便回，有时一住半月，时间的长短全看太妃的高兴与需要。有一回，祖母从太妃处回来，捎回两匹洋布，说是太妃的赏赐，原来洋人将洋布送到了宫里，送到了太妃的眼皮底下。祖母说洋人的布料轻柔、精美，比国产的漂亮，她一直以为中国的缎子是最好的，苏杭江宁，供着北京，供着宫里，几十辈子传下来的，无一更改，没想到，跟外国的东西一比就不行了。
父亲的第一任夫人瓜尔佳氏看了那些布料爱不释手地说，这颜色，怎么染上去的？这质地细得跟云彩似的，轻得一点儿分量没有，中国料子上的花不是绣上去的就是织上去的，还没见过印上去的呢。
祖母说，洋商人除了棉布还有呢子，羊绒呢子。但是大清国的人从来不穿呢子，它倒可以做轿子，防水。洋商人说了，棉布和呢子可以染成各种颜色，说他们国家的印染业是最发达的。
瓜尔佳母亲问洋人干吗往宫里送这些料子，祖母说他们要通过朝廷，从各口岸大量进口这些料子，给中国人穿。瓜尔佳母亲说这样的料子一定很贵，祖母说比中国的便宜几倍。瓜尔佳说，那洋人不是亏了吗？漂洋过海地运过来，纸似的卖出去，他们图的是什么？
祖母说，他们为的是友好，和大清国的友好，他们热爱大清的朝廷和百姓。
瓜尔佳母亲说，话说得不错，可洋人的心思让人总揣不明白。
祖母将太妃赏赐的花布赏给了即将出世的长孙“做小衣裳”，瓜尔佳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的大哥。
父亲多了个心计，将其中一匹抱到了箍筲胡同他的同学那里。他同学的生意正做得如日中天，名声大振。
学过经济管理的王国甫在经营上比他的父亲多了些手段，多了些眼光，他提出了“明码标价，以货盈人”的经营原则，传统中国的商业方式是标货不标价，顾客买货先得“问价”，而“价”又是由商家“说”的，这就难免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让顾客的心里有了疑虑，有了不信任感。王阿玛学习东洋，标出价格，看似小事，却让买主一目了然，方便之外便是踏实。商界还有话说，“货不压库利自生”，王阿玛将他父亲留下的“和瑞祥”的库存在半个月之内大甩卖甩了出去，以便腾出地方装新货，在采取薄利多销方针的同时，对店员管理也学日本的办法，“号规”严明，即“和瑞祥”的店员上班要提前半个钟头到达，站队背诵店规，店员一律要剔光头，穿长衫，说话不许高声，不许吃生葱生蒜，不许吸烟喝酒，上班身上不带钱，不许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工作时间不许会客，亲戚朋友来购物必须由其他店员接待，本人买商品需开具发票，经别人检验才能拿出店门……在新掌柜的经营下，“和瑞祥”的影响迅速扩大，顾客盈门，生意红火，盈利比在他父亲手里时翻了一倍。
父亲到箍筲胡同王家时，王阿玛正坐在院子里选布样，父亲将带来的花布给他看，王阿玛仔细地审视花布，说是英国莱尔兹纺织厂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