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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汉族与周围民族的战争，都是少数民族主动挑起的。汉人对待少数民族，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羁縻”。也就是说，被动应付，委曲求全，用金钱和布匹收买。他们对这些边疆民族缺乏好奇心。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些野蛮人在何种情况下会内犯，何种情况下才归顺，他们部落之间和内部是什么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是这种“和平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在其遗训中再三强调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而满族皇帝对边疆却一直充满欲望和好奇。清代是一个充满扩张冲动的王朝，在处理边疆问题上，满族皇帝们眼光远大，不避艰险，总是先下手为强，把威胁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他们成长壮大起来，再去被动应付。从康熙对付噶尔丹，到乾隆开疆拓土，都是如此。按汉人的传统政治观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兴兵马，耗费如此巨大的财力人力，来处理并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然而，历史证明满族皇帝们是有远见的。连续三位皇帝用兵于边疆，所取得的成就甚至惠及今日。
事实上，清代帝王的领土观和汉人帝王是不同的。汉地只占他们帝国版图的一半，汉地对清代皇帝来说，远不是他们统治的全部重心。他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研究和捉摸地广人稀的另一半的政治布局。正是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对这些边疆民族的心理深有研究，也始终以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理智、精明、有效的方式统治着这些地区。好几位帝王都精通蒙、藏、维等少数民族语言，他们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现状了如指掌，治理起来能抓住要害，条分缕析。在西藏问题上，他们高屋建瓴，进一步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以此作为控制藏人的精神武器。然而西藏活佛们获得恩惠，也并非毫无代价，清统治者由此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在蒙古问题上，他们把蒙古分为林立的旗地，让他们互不统属，成功地破坏了那些自治权力和威望萌生的源泉，并确立了自己为所有世俗的权威，成为“众汗之汗”。而对穆斯林，他们十分高明地将东干穆斯林从中国西北部迁入新疆，利用他们对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从而成功地获得了新疆的稳定。即使以现代政治家的标准衡量，他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开阔的眼光和大智慧，今天依然很少有人能比。
七
打算步入婚姻的恋人，面对的永远是一种冒险。未来有可能琴瑟和谐，也有可能是一个相互消耗的黑洞。
同样，两种异质文化的深入接触，前景也总是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结果有可能是培养出综合了双方优点的漂亮的混血儿，也有可能是生出结合了双方缺点的低能儿。
自从有民族以来，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就是考验每一个民族智慧、决定每一个民族命运的首要问题。1920年，英国学者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台湾学者龙应台对这句话进行解释说：“罗素最幽微深刻的话，其实是这一句：在‘自身传统’中寻得一种‘有机发展’。任何的‘急遽变化’必须在‘自身传统’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而不是把‘自身传统’摧毁，空中起新楼。”
可惜，直到今天罗素的期待也没有得到实现。在评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时，甚至有学者激愤地说，中国总是把自身传统中最恶劣的部分，比如专制主义根性，与西方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比如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结合起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民族“自知”、“自胜”的艰难。
从1616年到十八世纪中叶，也就是从满族崛起到乾隆中叶，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却不自觉地实践了罗素的话。那个时期满汉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文化融合史上一个非常成功的先例。他们“自由地吸收了汉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他们坚定地维护了民族精神的内核，并且“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了一种有机发展”。这种结合了满民族“务实”、“进取”精神和汉民族数千年积累的统治经验的新型满族文化，具有巨大的杂交优势。恰到好处的汉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康乾盛世。这一盛世，用史学家高翔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康乾盛世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学术文化上，都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状态。”
谁能想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大总结式的极峰，居然是由一个原本文化极为落后的边鄙异族创造？
当然，作为以天下为私产的专制者，康雍乾三代帝王努力的终极指向，不是天下万民的幸福康乐，而是一己王朝的万世太平。因此，他们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高效地推进了专制制度的严密、严酷。由于他们的精力充沛和才华横溢，由于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义追求，他们把牢笼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在满民族统治阶级的意志获得最大张扬的同时，天下万民的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因此，康乾盛世是不可持续的盛世。
在东方的统治者竭尽全力禁锢人民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人们却正在致力于并且成功地把统治者锁进笼子。这中西历史进退一升一降的关键点，恰是发生在中国政治机器最有效率时期，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第三章 不可避免的沦陷
一
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死气沉沉的中原王朝输入活力。可惜，由于湖泊的巨大以及湖盆的封闭，活水的冲击力毕竟是有限的。涟漪消失后，一切很快又会恢复如初。
适度汉化很快会被证明是未充分汉化和过度汉化之间的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状态。只不过满族皇帝通过卓绝的意志接力延长了这个瞬间。然而满族人的精彩表现不过如孙悟空令人眼花缭乱的斤斗云一样，最终只是证明了如来佛的法力无边。只要保证足够长的时间，在这片封闭的东亚大陆，任何文化都逃不掉过度汉化的命运。满族之前的历史不必多言，在满族之后，虽然被轰开了国门，但西方人用炮舰输送过来的基督教在这片土地上仍然能演变成了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仍能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式的新式专制。在中国人自己主动打开国门之后，传销仍然能演变成老鼠会，股市仍然演变成了圈钱游戏……这片土地不可思议的同化能力实在令人惊叹。
二
相比骑射，“国语”更难保持，因为它超出了意志力所能控制的范围。
虽然满族在大分散中采取了小聚居的方式来保持民族特性，但这种方式毕竟不能隔绝满汉的接触。文化落差过于巨大，人口对比也过于悬殊，注定了处于原始阶段的满语在积累发育了数千年的汉语面前缺乏起码的抵抗能力。
最早忘掉满语的是北京的满族人。刚刚进关的时候，“舌人”是各个机关中最为举足轻重的角色。离了这些职位卑微的人，满洲贵族们都成了睁眼瞎。然而，入关不过二十几年，这些原来的“稀缺人才”却纷纷失业了。原来，几乎所有的满族官员都已经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康熙十年，朝廷降下谕旨，取消了政府中的翻译编制：“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
和官员们相比，普通满族人掌握汉语的速度要慢一些，但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康熙后期，北京胡同里那些满洲人已经开始操“京片子”：“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在帝国各地耗费巨资建起的“满城”，也丝毫无助于防止汉语的入侵。虽然百般防范，然而满洲军人毕竟不能不与周围的汉人打交道。一旦接触，汉语的魅力就不可阻挡。从听评书、听地方戏开始，到请老师教孩子学四书五经止，满语在“满城”里越来越式微。雍正十一年（1733）广州将军柏之蕃向皇帝汇报驻守广州的满洲人的满语退化情况就颇具典型性：“驻防官兵于康熙二十二年分驻广州，其子弟多在广东生长，非但不曾会说（满语），亦且听闻稀少，耳音生疏，口语更不便捷。即有聪颖善学习者，又因不得能教之人为之教习。即令现在学习兵丁，除本身履历之外，不过单词片语尚能应对，如问相连之语，即不能答对。”
最让皇帝们无法接受的，是被皇帝用柳条边围起的“龙兴之地”东北也渐渐被汉语所侵蚀。“满洲根本之地”原本“人人俱能清语”。然而乾隆十二年，东巡沈阳的乾隆皇帝在召见当地满族官员时，发现这些地地道道的满洲人居然“清语俱属平常”。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汉语。情况每况愈下，至乾隆十七年，皇帝在接见盛京笔帖式永泰和五达二人时，发现他们“清语生疏”竟然已经到了“不能奏对”的水平。
二
满语的失利不能归因于执政者。皇帝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们大脑中“国语”这根弦始终从来就没有放松过。雍正六年，当偶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