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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经历过的事的时候，遭到了我们当年一些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他们来说只有两种归类的办法：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进步的，就应该写；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破坏性的，就不要写。我看到他们再次拿起小旗，喊出昔日的口号，煽动“反美主义”。这些中年人都已两鬓斑白，肚子下陷，而且我们曾经所说的国际格局的“客观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认识到，60年代对我们这代人的最大影响是它所给予人的希望：人可以永远年轻，甚至不需要对自己从前的行为列一张借贷平衡表，更谈不上赢利亏损声明了。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的经典小说《旅途之中》所写的那样：“生活在希望之中能使你永远是个孩子。”
本书的内容反映出我们试图理解那场我们自己曾参与过的运动，理解那群从未长大的60年代的迷途男女青年，同时也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办法包括回忆、档案重建、评论和暗示。但是全书的精神是在质疑我们自己、我们的历史以及那些选择继续革命的同志。“片段”是记者对散文的特殊称谓，用于称呼本书的某些章节非常恰当。写作此书是我们的一种探索行为，这种探索远未结束。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破坏性的一代
如果说这些辉煌的事情在费伊的葬礼上无人提及，那么费伊最后一年的个人生活更是无人触及，当时她从以前的承诺中后撤，试图探索家庭和女权主义的新模式。这样的新生被突然而至的暴力打断了，一个出狱人员声称代表被误解了的乔治·杰克逊向她开了五枪。然后是数个月的瘫痪和痛苦，接着是孤独的自杀，让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多么希望她能像为别人斗争一样，为自己斗争。
也许，费伊的生死太复杂。或许，由于命运的反复无常，她的悲剧几乎不被人理解。60年代后的十年是保守主义盛行的十年，一些人原有的信念受到冲击，对于这些人来说，她的悲剧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信息。然而，这个遗漏让葬礼有种不完整的感觉，似乎这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故事，一个有意义的教训故意被遗忘了。
葬礼结束后，人们来到室外，站在阳光灿烂的小路上。谈论的主题多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而不是费伊。在激进运动风光不再的这些年头里，他们去何处旅行了；在继续坚守信仰的同时，他们做出何种让步与妥协了。在墓地里，有一个简短的仪式，出席者应邀去给灵柩上撒一把土，向死者做最后的告别。“在这一时刻，”费伊生前的一位密友说，“你几乎能听见她低沉的声音，那是昔日的费伊，我们想记在心里的费伊。‘等一等，’她似乎在说，‘等一下，该死！’这里面应该有更多的含义。”
像60年代突然转化为激进派的其他人一样，费伊有一种适合媒体报道的性格，冷静且不易屈服。她的脸挤成一个恒久不变的中心，这是她性格的反映，既冷静又爱好嘲讽，完全是一台受逻辑驱动的机器。与她相识的人对其印象各不相同。
她是一个与自己不断争吵的女人，遭受着矛盾情感的折磨。她担心自己的模样，担心对服装如此感兴趣是否正确。她认为自己长相平平，但又担心美容可能属于伪善。事实上，她的脸远比她自己想像的有吸引力。她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担心自己给人的印象有点胖，这是正确的。她对囚犯作为“被锁住的高等人”的认同，来源于或至少部分来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即她自己被局限在这样一个身体里，不能完全表达自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她感到自己弱小无能时，她的好友，特别是女友却认为她是她们见过的最强有力的人。在她的一生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在实践一种成功地自我表现的战略，把才华体现在身体上，让自己迷人的风度能够吸引过路人，当然是那些她认为正直的人。
费伊独断专行、自我膨胀，为了自己的事情而冷酷无情。她常让别人感到忍无可忍而发怒，但看到这种结果，她自己还感到很惊奇，很受伤害。然而，她又能非常大度，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属于她的东西，她却能不为所动。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费伊多年的一位密友向她透露，自己有过一段无力了断，但对自身极具破坏性的爱情。而费伊认为任何人都有能力拒绝他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她称这位密友为“失败者”，不敢去追求美好的东西。费伊对别人的事情如此不敏感，有时几乎接近于无情无义，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但费伊却认为人们都对自己不好，这种思维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担忧，以至于她在办公室同陌生人常发生冲突。一个停车场管理员的指责能对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费伊身上的激进主义是那样的自然，以致人们可能认为她生来就穿着红色尿布，或至少是一个纽约人，把左派政治活动当作一种常规训练。事实上，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普通中产阶级，是犹太人，三代世居加利福尼亚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但从不张扬。 因为家庭地位及其犹太文化的原因，她只通过间接方式表达不满，进行反抗，最后通过政治途径表达自己。
费伊的父亲，山姆·亚伯拉罕是一个沉默的人，对人生的机遇和灾难有固执的理解，他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男孩显然极为失望。费伊总是认为她的小妹妹丽赛更靓丽，更成功，因而取得非凡的成就似乎成了她惟一的出路。她的母亲也想迫使她更成功，这在后来增强了费伊的反叛性。费伊3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让她学钢琴，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为了防止费伊晚上睡觉时吃手指头——这会毁掉她的音乐职业，于是在她睡觉时，母亲用绳子捆住其双手。费伊要按母亲的要求穿难以忍受的矫形袜子，并不是她的脚有问题，只是母亲想让她在以后的生活中有一双漂亮的脚。费伊还要戴上令人厌恶的牙齿矫正器，是因为母亲想让她日后能有一个迷人的笑脸。甚至当费伊受枪击后，在医院接受重伤治疗时，她仍抱怨母亲对其前额的抚摸太粗暴，不是要安慰她，而是要驯服她的头发。
费伊9岁时，她家从旧金山搬到了伯克利。她成了一名伯克利人，这个称谓主要来源于思想观点，而不是地理范围。伯克利大学的政治、文化自由主义从学校向校外社区扩散，她被深深地感染了，这种情感最终导致她新左派思想的产生。朋友们记得，她抱怨自己“被钢琴奴役”，尽管她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同旧金山的名人同台演出，在14岁时就可以演奏《国王》了。她孤独、烦躁、轻浮、没耐心，急于越过模糊不清的青少年时期，直抵成年人的权利和责任。为了同其他熟人竞争伯克利高中女生联谊会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并可能是反犹太主义的，费伊同教友派的人一起在郊区度过了一个周末。那个社区里道路破败不堪，碎纸片随处飞扬，是黑人贫民的居住区，是一个能让人真正看到灵魂的地方。
她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孩，但似乎又比青少年偶尔的无政府主义多了点什么。有时，她会把《时代》杂志压在音乐书下，阅读有关国际政治的封面文章。有时，她会在周末同女友一道搭公共汽车去旧金山，花一整天时间参观金门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斯坦哈特海洋馆。她跑进走廊里，打开每一扇标有“私人拥有”的房门。在她停止学习钢琴之前，她已经违背父母的意愿，去当地卫公理教堂为星期天祷告演奏，虽然她在演奏基督教圣歌的当中，夹杂了几首酒吧里的流行曲。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直觉式的感知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和感情，这是直觉式的感知，而不是逻辑推理。文蒂·麦尔默，费伊最要好的高中同学之一，记得当时很忌妒她。她坐在长凳上等公共汽车时，拿出四五页纸，字体漂亮，上面写着她内心深处的感想。当费伊进入俄勒冈的里德大学时，她决定学习文学，这是一所自由主义的艺术学府，以反对权威、崇尚改革而闻名。但是，在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她去墨西哥参加一个卫公理会的活动，帮助那里的农民抵抗伤寒病，这次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目标。大学四年级时，她转学到了伯克利，学习法学预科，与杨·李·凯利同住一屋，她是后来伯克利城市协会中激进派的重要一员。杨那时叫贝蒂·李，是一对中国农民移民夫妇的女儿。费伊发现这个人很有趣，她们俩进行了长谈，不仅谈论种族主义，还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费伊当时已经开始关注大的问题。”杨回忆。
后来，费伊去芝加哥大学学法律，师从默尔考·夏普，他曾写过一本关于罗森伯格斯的书。他邀请费伊帮助他处理一个诉讼案件，被代理人是莫顿·索贝尔，是一个著名的核间谍案中的第三方。当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来看她，要求外出观光时，她带他们去贫民区散步。她对当时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感兴趣，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麦卡锡主义气息。在同全国律师工会（总检察长不久前称此为“共产党阵线”）的学生分会成员见面后，费伊径直找到该团体的主席马文·斯坦德，讨论她去墨西哥参加卫公理会活动的经历。经过三个月的恋爱后，他们结婚了，这桩婚姻被称为是为了受压迫者利益的合资企业。
60年代，费伊重返伯克利，她和马文发现那里的政治气候比较适合他们的理念生存。这时，费伊28岁，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是男孩，叫尼尔，一个是女孩，叫奥格兰。费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