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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史铁生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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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看到过一个知名作家面对崇拜者，尤其是面对真诚的赞扬，会显得那么不知所措；也从未听说过一个在文坛上被承认的青年面对新闻界会显得那么踌躇不安。一九八五年初，《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全国数十家报刊、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蜂拥到他家，把他“围困”起来。他是又怕、又烦、又愁。我们在一起商量“突围”的办法。我建议他白天到朋友家去躲躲，但都因为房门太窄手摇车进不去、房间太小轮椅转不了弯儿、或楼梯太高上下不方便而告吹。无奈，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他只好全副武装，到地坛公园去“逃难”。好像是故意捉弄他，他躲了，倒没有一个人来访，他一在家，来访者又连续不断。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都恨起了我的同行。
他院子的门上贴着“敬告来宾”的字条，内容大意是：史铁生愿与各界新老朋友交往，但精力有限，不按规定时间来访者，恕不开门。他的房门上贴着“来客须知”的字条，内容是这样的：“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有一段时间，他的轮椅上、写字台上、书柜上贴满了这类字条。
这是一个知名者的故作姿态、故弄玄虚、以奇取胜吗？其实，他只有在人后写条贴条的勇气，在现实生活中，他常常因为不会说“不”字而痛苦。对于健康人来说，换个环境，一走了之是再容易不过了，可对于他却有许多解释不清的困难：常人无法理解，他无处也无法逃避，因而无权选择来访者，个人意志受到侵害时的沮丧；常人无法理解，当他把极为有限的精力投入创作时，陌生人却要无端地夺去他的时间——他的生命时的恼怒。他说，有时候听见敲门他就害怕，看见来人他就想哭。这是怎样一种让人无可奈何的局面！他怕记者采访，因为他相信盖棺定论，一个人活着让别人对他评头品足，是非常令人难堪的；他怕编辑组稿，因为他不愿使写作成为“还债”。去年（一九八七年）夏天的酷暑使他彻夜难眠，让向他约稿的编辑部租间有空调的房子躲几天，并非不可能，但是他说，我不能为几天的舒服把自己卖了，我宁愿热，宁愿热得写不了，也绝不受那份罪。
有一次聚会是难忘的。聚会的理由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相邀的有力雄、潘婧、陈志伟和他怀着身孕的妻子。那是八五年初春，为了能把这些人装进我家的小屋，前一天还特意拆了炉子。大家聚在一起各自谈了许多趣闻轶事。当然，席间最中心的话题是谈吃。羊肉片的价格蹿着往上涨，使这几个酷爱吃涮羊肉的大为惊慌。对于涨价，铁生的哲学是，如果不打算“戒”掉，最好抓紧吃，否则明年还涨。然而抓紧吃需要钱，大家七嘴八舌不知是谁提出要搞点儿“涮羊肉文学”，也就是不费脑子、又容易来钱，来了钱不干别的，专门吃涮羊肉的那种通俗小说、电视剧本什么的。我们谈得很细，不光谈了怎么写，还谈了怎么“卖”，然后是怎么吃。如果把那天说的写出来，可能会是一篇不错的黑色幽默，可惜那点儿素材都让大伙儿当下酒菜吃了。酒喝了不少，饺子也吃了许多，午餐结束了，大家仍然谈兴未减，话题转到写作、往事、社会，最后谈到人生。尽管我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话的调子，但具体内容却忘掉了不少，可有一点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铁生爱吃爆肚，我家又离北京最有名的“爆肚王”很近，他便把他的观点命名为“爆肚主义”。他说，只要是喜欢，吃爆肚和登珠穆朗玛峰给予人的享受是一样的，尽管在别人看来登山很苦很危险，就像不喜欢吃爆肚的人认为那很膻很脏一样，对于本人却是一种享受。之所以说登山并不比吃爆肚更为高尚，是因为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某种满足——英雄欲和食欲的满足，这种满足使人愉快，这种愉快正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自我实现。运用什么方式达到自我满足的目的固然有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范畴里才具有道德的意义，而就人的意义来讲，任何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因为事实上它们是同等的。
我不知道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是否可靠，这样来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准确，但我总也忘不了他的形象。为了寻找合适的措词，他会突然把谈话的对方甩在一边，不是仰头看着天花板，就是低头在轮椅的胶皮轱辘上蹭那半支熄灭了的香烟，眼里充满了紧张、急切的神情，等他考虑成熟寻找到了合适的词句，足以击败对方时，马上变得兴致勃勃，就像一个顽皮的男孩儿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手枪，得意地玩味着自己的发现。天已经黑了，大家争论的声音很大，我直怕骚扰同院的邻居，一再要求他们把声音放低，却全然无效，直到每人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豆粥，才把大家那口干舌燥的嘴堵上。
我之所以描述那次聚会，是因为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少，它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他本人不是一个“爆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登山的英雄主义者，写作才是他得以自我满足的手段。但他的自我满足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寻找的喜悦，用他的话来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重要的是“找”，而不在乎是否找得到或找到的是什么。事实上，对于他来说，成功的喜悦和付出的艰辛相比，前者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当成功的现实摆在面前时，竟无暇去品味其中的快乐，更多的是为它带来的干扰而烦恼。
所以，确切地说，他活着，而且快乐，是因为他在写，而不是因为他写得成功。就像他在爱，在恨，在悲伤，在欢乐一样，他在用笔完成生命的过程。
也许有人说，他活着，而且坚强，是因为他悟出了佛性、禅性。
一九七二年，他从延安回北京治病，走着住进友谊医院，一年后被抬着回到家里，一个刚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从此永远失去了行走的自由。“我为什么活着？”他一次又一次问自己。然而，一个人在那样悲怆、迷惘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对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奥的问题做出解释的。对于一般人来说，使人觉得值得活下去的理由是极其有限的，对于他来说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想到死，想到解脱。《人间》那篇散文写了亲人和朋友的爱如何温暖了他，把他挽留在人间。但人毕竟不是为他人而活，别人可以安慰你，帮助你，但没人可以替你忍受任何一点儿心灵和肉体的折磨。他必须为自己寻找到能够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那么，他找到了吗？我说不好。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找出合理而又永恒的答案。我只知道，他从来没敢放弃，也没敢放松过寻找的努力。
一九八五年夏季的一天，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来到我家，丈夫背他进屋坐在专为他准备的躺椅里，一贯食欲极佳的他不吃不喝，连西瓜都难以下咽。我家那窄小而昏暗的小屋，以往盛得下他那么多欢笑，那么多诙谐，那么多神奇幻想，那么多连珠妙语，那天却盛不下他那么沉重而又深刻的痛苦和悲哀；我自以为得意的烹调手艺，常使他一饱口福、尽兴而归，这次却无法弥补他对人生无限遗憾和茫然于一隅。见他不说话，丈夫只好陪他出去走走。我丈夫是个内向的人，他们之间除了情趣相投以处，更主要的是那种尽在不言中的理解。在故宫墙外的筒子河边，他没有诉苦，他也没有询问。面对暗绿色的河水，他对铁生说：“你是条汉子，活着应该痛痛快快，活不下去，我推你一把，也没什么了不起。能不能闯过来，全看你自己的了。”
男人自有男人理解和安慰的方式。然而，他能够体验的，是一个男人、一条汉子的痛苦，却无法体验一个伤残的男人、伤残了却仍是一条汉子的男人的痛苦。我想，这之间的不同是无法用概念来加以说明的。“伤残人受了伤害还没地方去说理！”这该是怎样的悲哀呵！在那些日子里，铁生不能正常起居、进食、写作，他甚至要求我，为他保存一些有用的东西。除了默默地流泪，我无话可说，我有什么资格去劝慰一个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仍然想死的人呢？面对无数怯懦地苟活着的人，我又能用什么理由去阻止他呢？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活着或者死去，而是怎么活和为什么死。如果活着对他已成为一种痛苦的忍受，让他为别人，特别是为朋友而继续忍受下去不是太残酷了吗？不久，他躲到北影厂招待所去修改电影剧本《死神与少女》，我们带了菜去看他时，他已经基本恢复过来。关于那次经历，他仍然只字未提。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我相信，他不是羞于启齿，也不是怯于启齿，而是要把那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很久以后，他对我说：“别怕绝境，人只有在绝境中才能找到出路。”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次面临这种绝境，但我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心的升华——成为他作品的意境、人生的哲学和悟性，是在无数次与绝境的搏斗中完成着。
他的坚强不表现在他没有软弱，而表现在顽强地与软弱斗争，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是跨栏比赛，就像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推石头，坠而复推，推而复坠，永无止息。
有些人关心他的创作，希望他能写出更精彩的短篇、中篇以至长篇；有些人关心他的腿，希望医学上出现奇迹，让他能重新站起来。我和朋友们关心的，则是他在超越连续痛苦的跨栏比赛中能否百战百胜。否则，他便不可能写出什么精彩的作品。否则，即使他的腿真的治好了，也可能会是又一次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