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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已经五年了，每到清明和祭日，带儿子去扫墓成了我们这两口之家最重要的家事。五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有春风有蓝天有绿草和紫的黄的野花。有时候和很多朋友同去，有时候就我们母子俩。从山下走到陵园需要个把小时，我们俩捧着鲜花，我一束，他一束，边走边说。那种时刻，我的内心充满了宁静，或者说宁静超越了悲伤。无法想象，没有儿子的陪伴，我将如何年复一年地走在这通向墓地的山路。有朋友劝我，孩子还小，总让他经历这种场面会使他非常压抑，对他性格的发展不利。我也曾犹豫过，最终还是决定带他去。我无意营造孤儿寡母的悲壮气氛，也不想借此强化他的孝心。我只是想，应该让他认识这条路，熟悉这条路。如果有一天他远走他乡，等他回来时我已经老得爬不上那座山走不到那座墓，或者我干脆早已不在人世，起码他不会忘记这条走了十几二十年的路，还能一个人来为爸爸扫墓。想起曾经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和我们一起来看望爸爸，他会不会为爸爸而骄傲并因此而生长出尊严？想起和妈妈单独来的情景，他会不会被妈妈感动并因此而懂得什么是善良仁爱？如果能够这样不是也挺好嘛。
说出来有点儿可笑，到了对功名甚至异性都已超脱了虚荣的年龄，我却常常在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面前禁不住搬演虚荣。比如，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根本都不看重的所谓业绩对他小小地吹一吹牛；再比如，到他的学校去我会刻意地打扮自己，让他不会觉得丢面子；还比如，评高级职称是为了将来对他有个交待。我一厢情愿地这样做，不过是希望他觉得妈妈有点儿了不起。不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我还有另外的小私心，想让他对我服气，否则等他长成了一米七八的大小伙子，我一个小女人怎么管得了他？
年前，有朋友从重庆来，送我一件“琉璃工房”的工艺品，一只大天鹅背上驮着三只小天鹅，大天鹅用翅膀护着它们。精美的包装盒里有一张卡片上写着：“一辈子带着，又甜蜜又幸福又骄傲地带着。”她说，看见这句话就想起你们母子。其实，世上哪个当母亲的不是这样呢？又劳累又操心又生气，同时又甜蜜又幸福又骄傲。我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可能是所有做母亲的女人都会遇到的，只因为我的儿子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一切悲喜愁欢就变得不一样了。
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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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通信：与儿子一同成长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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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妮致徐晓：
九十年代初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读过你的《永远的五月》，你的文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就产生要和你对话的愿望，却又往后推迟了十年。最近又重读你的文章，忽然觉得是站在一面镜子前：两个爱文学的女子，在中国起步的环境和历史大同小异，一个勇敢，一个胆怯；一个经历过和走过的，是另一个刻意逃避和摆脱的。然而谁也没有走出生死与荣辱，过去与现在，情与爱。与你倾谈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谈些什么呢？你在中国的首都生活了半辈子，是标准的北京人。我这半辈子的前一半是彻头彻尾的广东人，后一半是美国人。虽然现在“定居”美国的首都，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在北美任何一个地方住长过。你这半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生命和对文学的尊重和喜爱安排在一起；我却是做了很多与此无关的事情。你写到自己办地下刊物和坐牢经历时的那种平实和不夸张，让我无法假设我自己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我肯定不敢冒坐牢的险，如果是年轻不知深浅被抓进去过，我的平常心恐怕已经被折磨掉，或者精神萎缩变形、利欲膨胀。
我们是这么不一样。一样的，可能就是我们共同的关注。就像我们纽约的台湾朋友王瑜所说：“你们这些大陆生活过来的人，经历的事情太多太严峻，”她后面的话是，“短篇都装不下，只好写长篇。”比如我的小说，今天写到一个孩子，他在“文革”中遇到一次死亡；在描写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自然就回到“文革”，想到我做中国人的痛苦经历，便走出了写作的世界。因为这种经历，我一直对要不要孩子有太多的怀疑。孩子来了，他的小小表现，又让我心惊肉跳，担心那是遗传中带来的文化毒素，因为他的血里有他父亲象征的虚伪和残忍。我无力和有这么强大背景的文化去抗争。免疫注射或者隔离，我选择后者，利用远离中国的地理条件，让我的孩子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隔离。但是你在中国生活的孩子，可以读有关他父亲的文章，可以为他父亲和母亲的抗争骄傲。当然，你比我付出的代价，要更大，更长久。
我们会在下一代身上看到什么结果？他们的是非感和正义感，会被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压制和扭曲吗？因为没有经过我们经过的苦难，他们是否会变得浅薄和虚弱？
坚妮
二○○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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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通信：与儿子一同成长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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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致坚妮：
从偶尔收到的海外《今天》上读到你的文章。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是广东人。直到两年以前我们在华盛顿见面，以及此后的通信和通话，使我不得不承认，认为广东人缺乏激情与浪漫是我的偏见。
正如你在信中所说，情与爱对于女人，过去与现在对于人，生死与荣辱对于中国人，恐怕是怎样挣扎都摆脱不了的。但是，我们的不同绝不在于勇敢或者胆怯。在一个个性无法正常伸展的社会中生活，有几人能坦然地谈论勇敢？在一个以物质主义为主导的时代，又有谁能超越平庸？如果恰好我们过着不同的生活，只能说那是命运使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肯定地说，如果可能我也会做出与你同样的选择，尽管有人说那是逃避我也不会在乎；但同样肯定地说，逃避了社会的现实并不等于逃避了内心的现实。否则，你，以及像你一样生活在另一片蓝天下的同一代人，就不再会有深刻的精神痛苦。
前不久看了纪录片《寻找林昭》，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片子，面对美丽、多情而英勇的林昭，没有谁能够忍得住不流下眼泪。了解了林昭的生与死，就不难想象一个原本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女性是如何被推向了一条不归之路。回想我的一些超出常轨的经历，其实都有点儿身不由己。和那些在政治上勇敢地做出选择的人相比，我常常感到惭愧；和那些在平庸的现实中敢于自由表达的人相比，我常常生出羡慕。中国当代有林昭在，有王申酉在，有遇罗克在，有顾准在，谁还有资格夸张？虽然疼痛对于肉体是一样真实的，精神痛苦的程度，也不与肉体被打压的轻重成正比。不管是当年给我思想启蒙的赵一凡，还是给过我重大影响的史铁生，以及创办了《今天》杂志的北岛，都是既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的人。至少对于我来说，从不敢标榜有何等政治理想。崇高与神圣就像纽约上岛富人的生活，对我来说奢侈而遥远。如果说我们在言行上还有一点儿自律的话，无非是向自己证明还有一点儿诚实和善意存在。
然而，在一个不需要诚实与善意也能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的社会，诚实和善意的意义何在呢？现在常听到有人喜欢自我标榜“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以此显示自己的超脱与潇洒，讽刺那些不识时物的“傻瓜”，就像十几二十年前喜欢自我标榜“有使命感有责任心”一样。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如今的赤裸裸和以往的信誓旦旦一样，都是真实的。之所以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在于这种人从未有过被一种精神的魅力诱惑和感召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在一个人相对纯真时被开启的，有点儿像跳芭蕾和弹钢琴，躯体的柔韧是童子功，品性一旦形成便成了习惯。
亲爱的坚妮，我的这番感慨，既是对于你关于我们之间异同的回应，也是对于你信中关于“我们的经历会在下一代身上延伸出什么结果”这一话题的展开。同为母亲，我非常理解你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焦虑。我本来以为，这焦虑只是我们有，因为我们的生存环境的确严峻。我没想到生活在美国的你，经历着比我更深的焦虑。想到你“因为他的血里有他父亲象征的那个道德堕落之中虚伪和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把儿子从地域到语言都与中国隔绝开，我很为你难过。我能体会到那背后是怎样的绝望与无奈。
所以，我愿意与你分享在儿子成长中我自己的故事。
一年多前，十四岁的儿子突然迷上了摇滚，弹琴影响学习不说，想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吸毒的自杀的乐手，我越发地紧张，但是我不敢公然地反对，生怕刺激起他的逆反心理。一次我受宠若惊地被他邀请一起看一个摇滚乐队现场演出的光碟，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边看边流泪，他说：“我不只是喜欢他们的音乐，更欣赏的是他们的精神。”他还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乐队和乐手的故事。儿子的执着和投入让我联想到了自己曾经的浪漫与激情，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年轻的时候，抗争也许只是为了伸张个性。你一定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