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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泽小小的爱情悲剧算得了什么？连呻吟声都听不见，可不幸的是，后来在中国上演的一出出惨绝人寰的悲剧和它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错过了瞬间，就错过了永恒，瞬间和永恒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在王文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那熟悉的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影子，其表达方式是缱绻多情的，而其思想力度又是足以震撼灵魂的——“我想借用沈从文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我只是一个关心生命的人，我不愿意同一个委员长谈什么民间疾苦，而愿意像会明那样和一个丰乳肥臀的女人唱着情歌到河里淘米……我认为永恒如果错过了今生今世，就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了……永恒就在此时此地”。一位诗人说，我们只活三天：昨天，今天，明天。另一位诗人则说：其实只有一天。昨天是今天的过去式，明天是今天的将来时。读时，只觉灵魂里铿然有声，“永恒就在此时此地”——不想在《书屋》里又邂逅体验了这种陌生的熟悉。人来源于自然，组成了社会。自然是生命的家园，社会是放大的个人；自然构成生态环境，社会构成心态环境。关心人、关注生命，必然要关心自然和社会。对自然和社会的关心，是对人的关心的放大。毛志成在《庄子“混沌”解》（98、3）里忧心忡忡：“人类自己却用自己的手为地球、为自己制造了形形色色的‘烟尘’，日益毁灭着一切本原的‘浑沌’存在，最终有可能将人类自己‘窒息’掉。而且，越是‘现代化’，人类所承受的‘负积累’、‘负价值’也就越多。……人类，将一步步走入被渴死的命运。”平明《你的书值得砍树吗？》（98、6）则以一种尖锐的幽默表现出对自然的关切，令人警醒：“一棵有声有色有生命的树变成一堆无灵魂的书，这与森林火灾一样大煞风景，而且还没有那份壮观。看着一堆死书，你会替大树抱憾没能变成山涧里生满青苔的倒木、整齐的地板块和散发着香气的木柴。即使为了这些冤死的魂灵，出版社的大门上也该铭刻那句格言了：‘你的书值得砍树吗？’”而何清涟的《社会良心的呼吁》（98、5）则直指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说到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只是‘一箱子工具’，只注重技术分析的正统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一群手持工具的工匠而已，他们无法给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明确的价值取向和人道主义目标，难以成为社会的良心和脊梁。……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性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此外，像王安忆的《接近世纪初》（98、1）、柳鸣九《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98、2）、赵柏田《出生于六十年代》（98、3）、陈坪《我看王小波》（98、3）、龙应台《小城思索》（98、4）、张远山《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98、6）、公刘《独立苍茫》（98、6）等等，也无一不具有这种平民的人文主义精神。
忧人也好，忧天也好，忧社会也好；质朴也罢，尖锐也罢，深奥也罢，其背后体现的编辑思想却是一致的：关心人，关注生命。影响读者的，不仅是作者的观点，还有编者的思想；文章中凝结的，不仅是作者春蚕吐丝般的劳动，还有编者蜡烛燃烧般的热情。如果说，一篇文章，作者体验的是第一次感动，那么，编者体验的则是第二次感动了。甄别，辨读，筛选，定夺，呼吸吐纳，蜡炬成灰……天下的编辑本是相似的，而一本与书有关的杂志更容易散淡不羁。《书屋》中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编辑思想，实属难得，即使如我辈之不才，稍加浏览几篇，也能见出她对人本身的关怀。任何好的刊物都是一个智慧的生命，酿造精神芬芳，启发人类良知，滋润干燥心灵，反观自身丑陋，是对付人类动物性本能中病态的残忍、无知的野蛮的最好武器，甚至能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我觉得，《书屋》做的，无疑包括这方面的工作。
内美外修，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借用《书屋》的一句话说，这样的刊物，值得砍树。
下面为本人所推荐的八篇文章：1、王安忆《接近世纪初》（98、1）2、王耀文《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98、2）3、毛志成《庄子“浑沌”解》（98、3）4、龙应台《小城思索》（98、4）5、景凯旋《毫无目的的残酷》（98、5）6、单世联《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98、5）7、张远山《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98、6）8、平明《你的书值得砍树吗？》（98、6）即颂编安！
刘 畅1998。12。26于南开园一九九八年度《书屋》读书奖推荐书目1、第一期《我何以要写杂文》（冯英子）写杂文是一个危险的行当，其功夫有时不在文字，而是幕后两种力量的较量，台前的人只是看热闹而已。
2、第二期、第三期《一九九三年日记》（王元化）王元化先生的日记有文化，有历史，有人物，有事件，有湖光山色，有时事点评，有读书心得，有人际往来，洋洋大观，文风自然。
3、第二期《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王耀文）用革命否定人的多元选择，今天看来的确是不合适的。人有革命的自由，也有不革命的自由，有时候革命也会误入歧途，甚至给大家带来灾难，比如“文化大革命”即是。
4、第三期《追忆顾准》（丁东）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艰难岁月里的苦苦求索。
5、第五期《读陈寅恪 想钱钟书》（胡文辉）陈、钱确有可比之处，同时代的两个知识分子，不同性格，不同道路，不同命运，令人深思。
6、第六期《邓广铭先生与他的精神世界》（欧阳哲生）从邓广铭先生身上看到北大精神。虽不专写“掌故”，但读这些“掌故”，当年老一辈知识分子求学的经历和当时的学术氛围令人神往。
7、第六期《人间事哪能这么简单》（邢小群、梅娘）梅娘的经历反映了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动荡不安的遭遇。联系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的遭遇，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确值得探讨。
8、第四期《永远的“歧路”》（周可）办刊议政与做学问很难兼得，胡适办刊议政遭遇是知识分子道路选择中难免的现象，只是他更典型。
山东滨州地区消防支队政治处 张书忠98。12。23
知遇之恩
？ 吴祖光
灯下随笔
近些年常常不得不怀着满腔悲痛来写一篇篇的悼念文章。我们这些从三十年代兴起的同龄朋友都快到该结束一生事业的时候了，好比是一台大戏，剧中人一个个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就该退出舞台了。
和我同年代出生，却比我小六个月的曹辛之先生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已经一年过去，我至今保留着他亲手给我的五件珍贵礼物。从年代说起：第一，是一九四六年经他亲自设计，由他主办的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一本神话幻想话剧《牛郎织女》，是那种三十二开方体版本，上端横排剧名的红色美术字，左边直排“四幕幻想剧”和作者名的长仿宋字。轻俏秀美，是我从一九三九年在生活书店出版第一个剧本后至今出版近百种书籍中我自认为最美丽的封面和内部装帧的剧本。第二，是在距话剧《牛郎织女》出版三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八○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三个京剧剧本：《凤求凰》《三打陶三春》《绳伎红娘子》的合集《求凰集》，也是由辛之为我设计的封面，这个封面设计很简练，然而美观大方，深粉红色衬底左上角占三分之一篇幅，一支银色飞翔着的凤凰，右下角一片白色的祥云，线条柔丽，尤其那个银凤是我看见过的最美丽的凤凰。我手边现存的是一九八三年第二次印刷的版本。第三、第四是辛之送给我的两本诗集，一本是一九八一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包括他个人笔名杭约赫的九诗人合集《九叶集》，另一本是仍用曹辛之署名的《最初的蜜——
杭约赫诗稿》，一九八五年出版，至今也十一年了；两本诗集的装帧、版式、纸张都是第一流的，当然都出自辛之的锦心妙手。最后一件是我更应当永世保存并流传后代的珍物是“丁巳夏”即一九七七年辛之拓赠并裱成拓片的纪念张，上面是辛之手刻的我与凤霞两人的五块石章，我们俩已经用了将近半个世纪了，都盖在我们的画幅和字幅上，还将永远盖下去直到我俩的终老，这真是永世的交情。
辛之的早年是一个驰名于上海署名杭约赫的热情奔放的诗人，但那时我却和他尚未相识，现在回想至今从未听到过他一字谈诗。五十年来他一贯以装帧和刻印大师的面目出现，谦和、善良、热情、真挚是他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象。
但是我更应当写的是他对我的“知遇之恩”。这四个字对他、对我或许都不够准确，但我实在找不出更为适当的词语了。
辛之夫人、赵友兰嫂嫂或许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她会晓得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直到万恶“文革”以后的八十年代，整整三十年当中我所受到的离奇、荒谬、卑劣、无耻的“政治迫害”的形形色色……我只举出两件小事来说说我与辛之的“知遇”。
一九五七年是我热情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就“文艺领导”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意见，但立即变成了“反党”分子的右派，引起了全“文艺界”以至“举国”的咒骂，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而且祸及父母妻子，在“领导”巨大的压力之下，我妻被迫回了娘家。顷刻之间众叛亲离，陪我在一起的只有我在三年前自己购置的房屋，从上海接来的高年父母和三个年幼的子女。旧时每天宾客盈门，一刹时变得悄无人迹。在这期间，出我意料之外的是竟接到曹辛之兄的电话问候，电话里他的声音是那样热情、友好，充满友谊和关怀，真像在冰谷里得到一盆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