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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由同乡会发来“回台工作志愿者调查表”，据说这是升官发财的一个好机会，许多人都兴高采烈而且争先恐后地写着。
“写呀！”他们说。“你所希望的工作呢？”
“做官！”
钟理和却觉得自己只能在艺术里和自己的创作中找到工作与出路、人生与价值、平和与慰安：“我的一切的不满与满足、悲哀与欢喜、怨恨与宽恕、爱与憎……一切的一切，在我都是驱使我走近它的刺激与动机。甚且是粮。”钟理和：1945年10月25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2页。
1945年10月25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中山堂接受日军的投降。从这天起，台湾全境的领土主权及人民即复归中国统治。陈仪公开声明，台湾人民自该日起一律为中国国民。但不少心向祖国的台湾同胞也强烈感受到，当时祖国的政治和人民并未以正确的态度和善意对待台湾。多年的隔绝，使两岸人民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据钟理和日记中记载，当时报纸登有一篇新约卞先生的台湾素描，文章类似志怪，里面尽显偏见与歪曲，简直就是造谣。如说台湾温度总在九十五度以上，而且地震之频“使一般土人在定期会时常说：‘我在上午地震后必会去看你。’”于是作者记载他在一年之中竟经验至九百余次之多。还兴头十足地说，于十六七世纪时，中国有大批大部分是属于“客家”的游牧民族移到台湾去，而“这群人是以吃人肉为快事的”，并且“他们也无什么成绩”。参见钟理和1945年10月9日的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7—18页。当时，在平津两地间有一句暗号流行于台湾人之间——白薯，这是一个意味台湾与台湾人的代名词。这“白薯”的称谓不光是由于台湾岛的形状与白薯酷似，同时也暗含着轻蔑和歧视意味，因为白薯是极其普通的农作物。台湾现当代一些作家的作品常以“白薯”象征台湾，寄寓台湾人民遭到轻视的悲愤意识。台湾人进入大陆，大体是北由日本入山海关或由黄海，南则由台湾海峡。其动机不管如何，只要一踏进大陆，便有一种回到了祖国的感觉。钟理和当初由沈阳来到北平，是以广东梅县人的身份融入北平的社会，他一向不讲日语、不写日文、不领日本侨民的配给，他又携家带眷，讲客家话，方得到当地民众的信任与接纳。而不少台湾同胞却是衣兜里一边揣着中国政府颁发给的居住证明书，一边放着日本居留民团的配给票。他们大部分都是二重“国籍”，用钟理和的话说，这“弄得他们头晕目眩，精神疲乏”。抗战时期，生活的牵连与环境的累赘，将许多台胞系于伪政权之下，一些人还加入到日本军队，参与对祖国同胞的压迫。钟理和记述当时感想时写道：“国土原本整块，同胞原本一体。但抗战却在他们之间，划开了罅隙，有大后方与沦陷区，抗战区与收复区的称别。当战争结束，大后方的人们到收复区，于是他们同时带来了第一个优越，第二个优越，第三还是优越。活像一位王子莅临土人之国。在他眼底下，既没有了同患难、同受苦的同胞，只剩下一群笨头笨脑的劣等人物。弄得收复区一片风声鹤唳、疑心疑鬼，对于人物的构成成分，生起怀疑，非奸即伪之声，犹未绝耳。国内的状况有如上述，然则台湾人的地位与身份，在大后方的那些人看来，不但连奸伪都当不上，我想只怕连奴才、猪狗都要不如的。”钟理和：《祖国归来》，《钟理和全集》第3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4页。由于时代的局限，大陆的某些人对台湾同胞的认识存有片面性。他们认为，台湾人是亡国奴，日本投降，那对台湾人不啻是一种非常头痛难受的事情。在这些人看来，台湾人之所以有饭吃，是完全依赖于日本势力的。他们对于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五十年的屈辱历史，不仅不给予同情，却还要对此大加嘲讽。比如一个台湾籍孩子说要买国旗，就有人问他：“你是要买哪国的国旗？日本的可不大好买了！”也有个别人问台湾人：“你们吃饱了日本饭了吧？”又指着报纸上日本投降的消息给他们看，说：“你们看了这个难受不难受？”这样尖刻、侮辱的话，刺伤了在北平的台湾人的自尊心。虽然这是个别现象，但它给台湾同胞心灵的伤害却是巨大的。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本是历史的苦痛，这种责任当然不能归咎于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比起其他民众，还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苦闷。
由于日本长期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台湾同胞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法律上又是日本的籍民。因此，像钟理和初期抵北平时那样在伪政权机构中做事的台湾同胞，一旦抗战胜利，伪政权解体，自然也容易陷于失业圈里。在钟理和看来，收复区的同胞感慨地说：“胜利等于失业。”照此种说法，台湾人则应该说：“胜利等于逃亡。”在物心两面的夹攻、压迫与威胁之下，留给台湾人的一条路，就是不能不离开住惯了的祖国，返回台湾。
1946年在一片白雪中来临了。在钟理和记忆中，那时的冬阳由霭层里懒怠地在窥探着下界，像对下界一点儿没有抱着关心似的。白雪、街道、国旗，与街道上若无其事静静地来去着的人们……一切都是静蔼的。雪像落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给这大地带来了和平。冷风飒然吹着裸露的树，树像患着中风的老太婆那样，很是困顿而且烦难地扭着腰肢。
愤懑与痛苦之下，钟理和写下随感《白薯的悲哀》。这篇文章日后以笔名“江流”发表于《台湾》杂志，借白薯四处流浪的命运，抒发了台湾人民孤悬海外的飘零感和认同祖国却遭歧视的悲哀感。全文体裁似史诗，叙述了台湾从马关条约到九九南京受降之间的遭际。文章从眼前的现实写起，这就是“人类完全狂醉于和平了，投身于胜利的陶醉里了”。北平是很大的，“以它的谦让与伟大，它足可以拥抱一切”，但若是被人晓得是台湾人，便“切实的感觉到北平是那么窄，窄到不能隐藏你（注：指台湾人）了”。台湾好像被“葬在世纪的坟墓里”。钟理和文中还回顾道：“最初，日本人到来时，一块儿他们带来了皮鞭与尖锐的犁儿。他们可以说从开始就用这具犁儿，由三貂角犁到鹅銮鼻，再由西海岸到东海岸。凡是他们能够由那里犁起来的，便不问什么，统统拿走。而皮鞭，就跟在那后边。于是，那地方成了他们所说的‘帝国的宝库’。”现在，祖国已收回了这块土地，“祖国慈祥地打开他的胸怀，温柔的说‘回来，孩子！’”台湾是被解放了，“也即是说，我们已不再受那皮鞭与犁儿的苦！”然而，“台湾人”这样的称呼，却令人民感到了很多的意味：差别、轻视、侮辱等等。尤其是结尾部分，钟理和痛苦地写道：
白薯在故都，不——在祖国的脏腑走着！
他们由各个角落里走出来，向各个角落里走去！
他们有年轻的、年老的、胖的、瘦的、有健全的、有患着神经衰弱症的——
他们如流浪汉，混杂在人群里，徘徊于大街、小巷、东城、西城、王府井、天桥、贫民窟、城根。他们徘徊着，观察着。他们像古城的乞丐，在翻着，与寻找着偏僻的胡同，和肮脏的垃圾堆。
他们是看见，且听见了许多许多的东西了。
故都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旧巢。在它的里面，埋藏着一切可能见闻的东西——历史的沉淀物，世纪的浮滓，与传统的泥沼！
白薯是看见且听见了许多许多的东西了。
那是什么呢——？他们是知道的！
…………
白薯是不会说话的，但却有苦闷！
秋天是风雨连绵的季节，而白薯，就是在这时候成熟的。
仔细别让雨水浸着白薯的根。如此，白薯就要由心烂了起来！
烂心——那就是白薯苦闷的时候！
当时，由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已经开始了。“在这中间夹杂着国民的呻吟、呼号，而一般贪官污吏更站在这上头，一边吆喝着一边尽量把洋钱——国民的血与汗往里捞。这是胜利后的中国所有的一切。”钟理和：1946年1月4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8页。常听见由电台播出政府救济贫民的物资发下来了，或者由敌伪没收的粮食要平粜给人民；报纸则更是不断地刊载几百吨几千吨几万吨的国际善后救济物资明日抵上海了，后日抵青岛了，或者现在已抵天津了，到了北平了，但是也只是“到了”而已。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消息了，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钟理和不禁喟叹，这年头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