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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传习班的招牌林立。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像钟理和这样精通国语又能从事写作的人才，在当时的台湾是不可多得的。钟理和应聘任教的时间虽不长，却感应到战后故乡的希望和力量。钟理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写下了记述当时工作状况的《校长》一文，反映光复初期台湾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致力于国语教育的爱国主义精神，把战后初期弥漫在全台湾岛兴学办学的炽烈热情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留下了一个珍贵的历史见证。
钟理和写的“校长”在现实里真有其人，名叫钟璧和，钟理和在日记里亲切地称他为“老璧和”，是钟和鸣在台北高校时的室友，也曾见过面。所以文章一开始写“我”去见校长时，想到的是校长是否还保持着十年前那个模样。接着，写到“我”与校长以前相识时的情景。当时他正在预备考医科，那“两手支颊，像条石柱般宿着永恒的，深不可动和缄默的背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在那阴影中，读着一个正燃起向上的无限热情的灵魂所应有的庄重、正直和感激”。所以“我”也相信，“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但在学校是勤勉的好学生，而且当他离开书本走向社会时，便变成能够拿出良心来处事接物的，一位善良的人物”。等来到那间几乎塞满“排得不很有规则的古陋的桌椅、巨大的书橱、教育仪器、茶几，和蠕动的人头”的办公室里，发现了校长，结果也没有让“我”失望。作品中这样写了校长的外貌：“他的方脸，和宽阔的颧骨，正向人们说明了他的个性是多么的倔强。在额门下面的一对小眼睛，恍如想探求被匿藏在身边哪个地方的真理，而不安定地转动着。他的结实而有些胖的身躯，紧紧地扣在开襟白衬衣，和白短裤里面。那股可感的蓬勃的生动性，即由被绷成无皱折的衣服缝隙间流露出来。那模样，就像一位极有能耐的远程赛选手。这是非常不调和的。它令人生起近似滑稽的奇异之感。这时，他的左手肘在藤椅的靠手上，两手紧紧地捏合起来。仿佛他的内部的力，都已被捏在这里面了。”他还是保持着昔日的模样，而且那正直和纯洁的灵魂已经充实成长，而获得某种力量了，“这力量，即是沉稳，和坚定。一个人如果是单纯的，那就必须有这种力量来作为后盾的”。
“我”任职的这所县立初中为适应光复后教育急剧发展的需要，增建教室与招生同时举行。“人类的那最值得赞叹的意志，便自动的在这里集中起来了。”“锯凿的震耳声，配合着学生们明朗的欢笑，由早到晚，在这里压倒和领有了一切。透过了这些具体的表现之间，那种最富鼓励的性质的东西，在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内心。建设、创造、成长、觉悟，就是这些象征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希望的东西，像一只爬虫，在匍匐，而且翻腾。”
钟理和笔下的校长应该算是战后台湾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怀着不减于理想主义者的热烈的憧憬和心愿”，想有效地把学校照自己的意志培育起来。作品中写道，他“一开口，便总是伊顿呀，哈鲁呀，要教员和学生们，都能拿英国的这两所据说给全世界培出最多伟人的中学作模范”，其实，他的“野心”更大，甚至想超越这两所中学。这种想法表现于实际行动时，“那好比是一只最强壮的牛和一辆古陋的牛车。牛的过剩的精力，时时都有把牛车破毁的可能”。而且，校长的雄心壮志不光是表现在口头上，在现实实践中，更以老黄牛拖破车的精神，一切以身作则带头干。在开学的同时，校长创意开设了诸如国语周间、伟人传、音乐同好会、历史研读会、由各教员轮流讲演的朝会等，作为员生们的课外活动。还有国语学习和搜集、补充，与制作教材，以及几乎为定例的每日开会，把教员们搞得焦头烂额。比如担任地理的陈先生在大轴的“大日本地图”后面制作大中华民国全图，“突然，他把水彩画笔拋下，就在图旁席地坐起。‘啊！受不了。’他嚷着说，一边举起右手背，在额门上不停地擦起来。‘头一个我会先死在校长手里！’”然而，这是一个善良的人表现出来的可爱的幽默，“在他的脸上，透过疲倦的背后，毫无掩饰地呈示着人们对于自己工作满足时的那种愉快而恍惚的神情。常时看到这种情形，总是令人感到兴奋的”。正是从这一侧面，作品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校长人格的感化力。
至于对校长的实写，作者用了这样的细节。国文的每一节时间，只要是可能，他便坐在教室的最后边聆听国文教师的讲说，和学生们一起哼哼哈哈的学习，而且比学生更紧张。他有不耻下问和大胆学习的美德，借用自己所有的日文知识的帮助，把一句话、一节短文准确地分解开或组织起来，逢有发表的机会，便不怕用僵硬的舌头坦率地发表出来。虽然校长认为自己用尽全力了，还是无法跟上学生。然而两三个月过去，参加学生们的国语文考试时，校长却居然考在最高之列。他“并不知名誉为何物，而只在企求人们都能够在最崇美的东西里，把自己真正地充实起来。如何达成这理想呢？那解答却很简单。以自动作为出发点，以科学作为行为的准绳，如此而已”。在校长魁梧伟岸的身躯里面，寄托着孩童般的天真和单纯的灵魂，最优美和最坚强同时并存，融成一体。
校长办学的专注不仅是事务性的，精神层面的鹄的更显得极高，对教育精神的讲究不仅是原则性的，任何细微也都一丝不苟。这从两件事中也体现了出来。一次是国语周间将完，全校员生聚在礼堂。突然，在台上讲完话的校长举手指着礼堂壁角上静垂着的蜘蛛网说：“那是好久就挂在那里了，从来就没有人想到把它扫下。我并不指定要谁来担任这工作，可是我希望哪天有人会自动的把它扫下来。”到了下次再重集礼堂时，那被关心的一角已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校长的脸上展现着无比的明朗，十分兴奋地说：“谁把它扫下来的，我并不知道，但也不打算问是谁。只是我要他明白，他已获得最大可能的称赞了。”再有就是校长让“我”给他做一个标语，内容是在希望学生们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我毫未思索，只捡现成的说出了“勿自欺，勿欺人！”校长说：“勿？不行！这是被动的，那还成什么体统！必须是出自自由意志的方可。”“我”又说出了“不自欺，不欺人！”校长还是不满意：“不？像女人似的，柔弱而且暧昧。我所要的并不是这样消极的，必须是建设性的。”他连连摇着脑袋，声气和脸孔同时明白地对“我”表示不满。在他的小眼睛中，含着那种贯彻的坚决和守正的执拗。校长的意思是：“自由意志——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失去它，人类社会能够做出什么来？”
这时的钟理和拥有了自己喜爱的事业，兄弟分家时又获得了父亲留给他的一份遗产，即笠山农场最前端的部分，包括整个笠山及屋舍伙房。正当他生活安定顺达的时候，8月，却因肺结核初发病倒在任所。当时这一病疾几乎就是绝症，对钟理和及其家人来说，仿佛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第四章 在病中
1947年1月，钟理和的肺病日渐恶化，月底还出现了吐血。他2月北上到台北，住进台大医院诊疗。其间，他经历了著名的台湾二·二八事件。由于台大医院正靠近总督府，使钟理和能亲自观察到事件部分过程，并有所记录。
抗战胜利后，台湾民众庆幸脱离不公不义之殖民统治，以为从此可过上自由的生活。但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后，施政偏颇，政风贪污腐化，特权横行；加上战后经济体系破败，政府又实行经济上的独占与垄断，产销失调，物价高涨，失业严重，造成台湾民生的凋敝艰困，哀声怨道。这一切造成民心的急速流失，台湾人民从期望变为失望，不满情绪濒于沸点，各地纷传反抗之声。这种“由爱转恨”的心理，在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终于在一次不当的私烟取缔事件中宣泄出来，掀起了震动全岛乃至全国的二·二八事件。
2月28日下午2时，钟理和听到所住第一内科病房后面不远忽然传来一连串怪似鞭炮的声音，忙看过去，发现街道上有很多人惊惶而跑，情形十分慌乱。据说大家逃离的那个方向是长官公署，听到的声音是枪声，原来是长官公署前已架好了机关枪，正在向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扫射。
起因是由前一天的事情引发的。傍晚，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会同警察大队，在延平北路查缉私烟，与女私烟摊贩林江迈（四十岁，丈夫殁，育有一子一女）发生争执。查缉员要没收林妇香烟及卖烟所得的钱，林妇以家计难以维生，跪地求饶。当时，围观民众为烟贩抱不平。一个查缉员以枪管敲破女烟贩头部，使之出血晕倒。当场目睹此状的群众心情十分愤怒，气势汹汹地上前欲问个究竟。查缉员开枪示威，击中另一位旁观者（后来不治死亡），引起群情鼎沸。这便成为了导火线。群众极为激愤，在各地街衢鸣鼓聚众，并将专卖局团团围住，见是外省人，不问青红皂白便打，声称要打出“猪子”及“猪孙”。事乃由此扩大而波及全市各机关，各机关全都关门避难，各个街道便展开了争斗。2月27日所发生的事件以及28日国民党军镇压请愿群众，迅速激起民愤。由于当时的情绪难以控制，加之认识上的局限，许多台湾民众也将一些无辜的外省人加入复仇的行列。
钟理和由窗口望出去，只见一个丁字路口聚着一大堆人，他们像发疯似地抡拳挥棒，里面发出来的是怒吼、哀叫、惨呼，而不绝的密集枪声便在不远的地方响着。
有几个像是来自外省的年轻人躲避到了台大医院，神情惊惶而悚惧。大家都在为此事而议论起来：“台湾同胞也可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