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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芾砣嗽彼担骸白拥芗热凰透＝逃耍没刀际茄５氖拢胛壹椅薰亍！辈渭恫┲蕖痘下沓抵琛罚ㄌㄍ澹┦北ㄎ幕霭嫫笠倒煞萦邢薰荆�1991年版，第56页。这件事对钟和鸣有不小的刺激，一种民族主义的抗日意识加深了。而他阅读三民主义、五四时代的作品，以及对祖国的憧憬，也曾经深深地感染过钟理和。钟理和日后带着钟台妹私奔东北，不能不说没有钟和鸣的影响。
钟和鸣后入台北高等学校，未念完时又以同等学历考进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和经济。抗日战争时期，钟和鸣辍学来到大陆，参加由丘念台（台湾抗日英雄丘逢甲之子，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常委、第七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领导的广东东区服务队。其时，丘念台为他取名“浩东”。以后回到台湾，供职于基隆中学，担任校长。当时的台湾虽已不再受异国统治，但国民党政权依然使台湾人民感到了压迫。钟和鸣早在大陆时即已看清国民党政府的本质，返台后就投入地下组织工作。在那里平常有小组的聚会，讨论时势，研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理论。大家多去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贫穷人？怎么有这么多人吃不饱？另一方面，又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大富豪？大家穷根究底社会变迁的历史、社会制度的演变，才了解贫穷与富豪的来源，以及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如何去改变这个制度，使它能更公平、大家都有饭吃，大家探讨为了这件事自己该怎么做。
在钟和鸣任校长的时期，也找来几位青年邱连球、钟国辉、李南峰、林献春、李旺辉，以及钟理和在北平时结识的挚友蓝明谷任教基隆中学。1948年夏，钟理和也到基隆中学担任总务主任，还兼一个星期四至六节的国文课，由于身体状况的恶化，同年冬天便回松山疗养院，但他始终未曾加入钟和鸣组织的行列中。
钟理和在台北松山疗养院住院期间，中国内战转剧，国民党政府失利后迁台，为巩固政权展开“肃清”工作，大搞白色恐怖。1949年，钟和鸣遭到逮捕，接着是表兄邱连球。两人先后遇难。以前最要好的四个小伙伴，如今只剩下钟理和一个人（堂兄钟九河已在光复前病故），还是因病获免。再其次是好友蓝明谷被枪毙，钟国辉也在这一时期遇难。50年代政治大肃清枪决三千人以上，囚禁至少八千人。钟理和病中病后也遭到多次盘查，虽然没有被查出任何证据，但已让他深深体会到台湾人民所遭受到的政治迫害有多么强烈可怕。
事隔八年，钟理和在阅读从文友廖清秀那里借来的史东著《梵谷传》一书，书中梵谷（即梵高）幸福地拥有一个彻底理解、同情和爱他的好兄弟西奥，引起了钟理和的无限感慨，不禁悲叹：“啊！和鸣！你在哪里？”见钟理和1958年2月22日和23日的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50—251页。
失业、失去健康、贫穷、政治压迫，每一样都可能使的家庭遭受毁灭，必须小心戒备，他不能不重新调整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
10月21日，钟理和走出了疗养院的大门，搭夜10点半卧车南返。次日，便回到了久别的家中。
第五章 跋涉在艰辛的文学道路
当钟理和再次回到高雄美浓尖山老家时，已不是早年意气风发的模样了。因手术切除了七根肋骨，虽然保住了生命，但只剩下半边的肺，连走路都气喘吁吁，从此无法正常工作劳动，三十六岁的他便过上了半休养半写作的乡居生活。“笔耕度日，身后萧条”，成为钟理和后半生的真实写照。
由于多年辗转病榻，钟理和虽在返台后继承了父亲的一部分产业，但住院期间差不多已变卖一空，负债累累，境遇极为困窘，一家数口人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妻子的双肩，由钟台妹耕种仅存的几分山田独撑家计。也就在这个时候，钟台妹充分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所特有的坚强、勤劳、贤慧的性格和美德。她下田耕种，上山伐林，养猪喂鸡维持生计，甚至冒着坐牢的危险去掮木头，对她而言，再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常常是在黄昏时分，钟台妹和十来个同样为生计所困的农民一起扛着剥了皮的柚木，机灵地闪躲着警察，从双溪出母树林一路走到埤头下，气喘嘘嘘、全身湿透地把木头卖给做烟楼的贩仔，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用小跑的速度跟暮色比赛，赶回朝元寺的穿凿屋……此时，钟理和已暖好水做好饭，提心吊胆地盼她归来。在钟理和看来，“在一个有压倒之势的不幸命运的连续打击之下，就是一个最勇毅的男子，要他尚能平静地支持自己的信心，那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倘使一个人不分日夜的献身劳苦，而犹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报酬，不但如此，甚至还须眼看自己心爱的家庭在自己面前沉落下去──这样子，而还要她对这个世界继续抱持善良的德性，那也同样是很难的”。钟理和：《野茫茫》，《钟理和全集》第1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51—152页。
但是钟理和并不愿躺在家中，也想外出工作。1952年3月，体力稍一恢复，他就去参加招聘考试。考试那天，参加者除钟理和外，其他都是刚由学校毕业的小伙子，他们虽都落选了，然而这些年轻人的勇敢和明朗活泼的姿态，颇令病弱的钟理和感慨。钟理和被录取为镇公所里干事，每天来回骑自行车上班，单程八公里，早出晚归，碰到里民大会等事还要晚上工作。钟铁民说：“母亲早上送他出门，傍晚就眼巴巴等着他回来，只要时间稍晚了一点，她就要不安得进进出出了。我还记得母亲时常不时地站在庭尾高坎上远眺。有一次，父亲一天黑还不见影子，我们点着火把出去迎他。一直走尽了山路才看到他在黑暗中推着车子过来。”钟铁民：《父亲，我们》，（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终因体力不支，于6月辞职。无力外出就职，钟理和便打算在家中多尽责任。他养过鱼和鸡，并计划出外做生意，为的是希望减轻妻子的负荷。他还接管起家事，学会全套炊事，学会割猪菜、剁猪菜和喂猪，学会缝纫和照顾小孩。
此时，灾难也接踵而至。钟理和当年不顾世俗忌讳，同姓结婚，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结婚数年之后回到故乡，仍然不被谅解，继续在无形枷锁的桎梏下痛苦地呻吟着。他们饱受乡人指责诅咒，以为破坏道德必遭到报应，并期待其受天谴。钟理和大病失去工作，卖掉祖产，“人们有了抨击叛逆者的机会。他们私议起来了；天不允许！”这本已属很大的不幸。然而这并未能摇撼钟理和的信心。他鞭策着自己，让自己挣扎起来，心想还有儿子们呢。可是接着第二道打击又来了。1950年，九岁的长子钟铁民因营养不良身染脊椎结核，竟至于变成驼背残废。“人们是更振振有词了，还是那句话；天不允许！”1954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二），对于钟理和家来说是个悲痛的日子。这一天，同样时值九岁、健康活泼的次子钟立民因一场急性支气管肺炎不幸夭折。骨肉分离，痛不欲生。在钟理和眼中，钟立民“生得结实聪慧，活虎虎地像一只幼狮，不时都在准备向人生的旷野扑去，我们夫妻俩都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但立民的死，使钟理和夫妇的身心遭受到巨大的创痛，感到了天地无情和人生无望。钟理和在《小冈》一文中曾这样写到当时家中的气氛：“这以后，我们避免在言语上谈及立儿的事，我们不去接触那些收藏着这孩子的用物的抽屉，我们愿意让那些惨痛的记忆沉睡在意识的最底层，永远不去碰醒它。有时我们俩午夜梦回，妻用被儿堵着嘴嘤嘤地低泣，我则在另一边悄悄地流泪。我们彼此知道为什么难过，但我们谁也不安慰谁，我惧怕安慰话会触到成为双方的忌讳的名和事，那要使我更痛苦，更难过，那是我们所怕的。我们只是无言对泣，哭够了，便各自沉沉地睡去，仍旧不说一句话。”接二连三的不幸的巧合，却似乎证实了世人的看法完全正确：钟理和所行之举真的是违反天意。乡人在钟理和的内心放了一把山火，差一点把他整个烧毁。钟理和表述当时的心境说：“我们感到天地变色，感到对人生无望，而失去活下去的兴趣和勇气。我时时想到自杀。如果没有理想和愿望在支撑，我相信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次儿的死，使我从未有过的对自己感到失望。这些不幸，归根结蒂地说都是由我而起。为人丈夫，和为人父亲，我都没有尽到扶养和保护的责任。我对不起我劳苦憔悴的妻，驼背的长子，和已死的次儿。良心像一条皮鞭，日夜抽打着我，使我时刻负着痛苦的记忆。如果我是一个生意人，或者是一个农夫，那么我的妻儿都会有更像样的日子过。若只限于我个人说，我有理想，有希望，那么多受些人世的挫折磨难、多尝些痛苦，都是活该，罪有应得。但是他们——我的妻儿，她们是无辜的，我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做我的替罪之羊？”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7—118页。
对于钟理和来说，本已十分艰辛的笔耕变得更加困难重重，也使作家身体大损。钟理和此时已觉仿佛到了穷途末路。由于贫穷，甚至连最起码的药物也服用不起。兹举日记二则，足见其穷极困顿：
携铁英往小儿科诊病。
这孩子自一个月以来，面色苍白，不长肉，饮食不香，近二日又呕吐几次。
诊断的结果，据说是缺乏维他命——营养不良。
听着医师的话，我不觉心中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