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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一所竹篱茅舍，夫妻俩不受干扰静静地生活着，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如此尽足”。
终于在路旁见到了前来迎接的妻子——原来平妹之所以不去车站而在家门口携着孩子迎接，是怕车站人多看见她哭的缘故。当问及明显消瘦的妻子在家里过得好不好时，平妹凄然一笑，回答：“过得很好！”而“我”拿起她的手反复抚摸，“这手很瘦，创伤密布，新旧皆有；手掌有满满厚厚的茧儿”，便明白了一切：妻子过得很辛苦。妻子则更坦然：“只要你病好，我吃点苦，没关系。”等到回家后，见到“里里外外，大小器具，都收拾得净洁而明亮，一切井然有序，一种发自女人的审慎聪慧的心思的安详、和平、温柔的气息支配着整个的家，使我一脚踏进来便发生一种亲切、温暖和舒适之感。这种感觉是当一个人久别回家后才会有的，它让漂泊的灵魂静下来”。可以说，家里整洁温馨的环境和平妹粗糙的手互为因果，也可以说彼此作着注脚。三年来妻子生活的具体经历就在短短的百余字中：“在这数年间，平妹已学会了庄稼人的全副本领：犁、耙、莳、割，如果田事做完，她便给附近大户人家或林管局造林地做工”，“她把家里大小杂务料理清楚，然后拿了镰刀上工，到了晌午或晚边，再匆匆赶回来生火做饭。她两边来回忙着，虽然如此，她总是挂着微笑做完这一切”。这微笑于自己是满足，于丈夫是安慰。与付出的辛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平妹最大的心愿竟如此简单：“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上天会可怜我们。我要你活到长命百岁，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看着我在你跟前舒舒服服的死去；有福之人夫前死，我不愿意自己死时你不在身边，那会使我伤心。”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我”开始硬撑着病体慢慢地也学会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各种职能：做饭、洗碗筷、洒扫、喂猪、缝纫和照料孩子，“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完成了彼此地位和责任的调换；她主外，我主内，就像她原来是位好丈夫，我又是位好妻子”。只要一方有“愉快和幸福的表情”，有“好看的笑颜”，另一方也会高兴和快乐起来。
虽然靠着两个心灵真诚坚贞的结合，日子也过得相当快乐美满，但经济上的困难仍使生活始终摇摆不定。“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于他人是一种享受，但对于我们，每一件就是一种负担，常人不会明白一个穷人之家对这些事有着怎样的想法。我吃了这把年纪也是到了现在才明白，有许多在平常人看来极不相干的事，穷人便必须用全副精神去想，去对付。”加之孩子的教育费、“我”的医药费等来自各方的压力，终于有一天，平妹决心铤而走险，加入了盗伐山林者的行列，潜入中央山脉的奥地去砍取林管局的柚木，然后掮出来卖与贩子。“我”默然目送平妹不惜冒着随时被林警捕捉的危险（那样便会“小则除开罚钱，还要坐牢三月”）走上山路，有如目送心爱的人让狱卒押上囚室一样，心中悲痛万分，“我从来没有像这时一样的怨恨自己的软弱无能。我清楚觉得到我们之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残酷无情地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和行动，我们的意志已被砍去了手和脚”。作品这样描写了平妹第一天掮木头回家后的情形：“她的上衣没有一块干燥，连下面的裤子也湿了大半截；满头满脸冒着汗水，连头发也湿了；这头发蓬乱异常，有些被汗水膏在脸上，看上去，显得凶狠剽悍。平妹看见我便咧开嘴巴，但那已不是笑，压在肩上的木头把它扭歪得不知像什么。”平妹用凄怆的声音解释说：“不是我喜欢掮木头。为了生活，没有办法！”见此景闻此言，作为丈夫的“我”似乎有恨，有悲哀，也有忧惧：“恨的是自己为人丈夫不但不能保有妻子，反要赖其赡养；悲哀的是妻子竟须去掮木头；而木头那端，我仿佛看到有一个深渊，我们正向那里一步一步的接近，这又是我所惧怕的。”
第二次盗伐木材险象环生，作品则是从丈夫的牵挂这一个侧面来写的。由于给掮木者报信的人嗜酒好赌，耽误了给盗伐者通风报信，林警出动拿人了，盗伐者还蒙在鼓里。一整天，“我”起坐不宁，随着“日头半隐入西边的山头了，黄昏的翳影向着四周慢慢流动，并在一点点加深、加浓”，“我”的心也“加倍焦急，加倍不安”。当他感到今天的事情“显见得不比寻常了”的时候，心里一连发出好几个问句：“掮木头的人怎么样？林警是否出动了？送信人是否及时赶到？他为什么这样迟才赶来呢？”随着作者一连串问号，读者的心也被一阵阵抬得老高，并与书中男主人公一起为平妹的命运担忧。“我”心焦如焚，待天全黑了，急匆匆跑进山去寻找妻子。“我”所见的是掮木人被林警追得四下逃散，蓦然发现一个女人跌跌撞撞地逃着，和后面的林警相距不到二丈，俄而女人身子一踉跄，跌倒了，就在这一刹那，后面的人影一纵身向那里猛扑。“我不禁失声惊叫，同时感到眼前一处漆黑，险些儿栽倒”，心情哀伤痛苦。当一切恢复平静以后，他真希望“方才那挣扎、追逐和骚动”是一场恶梦。但看到脚边被扔掉的木头狼藉一地时，“我拖着两条发软的腿和一颗抽痛的心向家的路上一步一步走去”。刚迈进家门，奇迹般地发现平妹竟好好地坐在凳子上——她没有被林警捉去，但身上已是伤痕累累：“左边上至肩膀，下至腿骨，密密地布满轻重大小的擦破伤和瘀血伤。胯骨处有手掌大一块瘀血，肩胛则擦掉一块皮，血迹犹新。”于是，“我”想起两人由恋爱至“结婚”而迄现在十数年来坎坷不平的生活，“那是两个灵魂的艰苦奋斗史，如今一个倒下了，一个在作孤军奋斗，此去困难重重，平妹一个女人如何支持下去？”平妹则安慰道：“我吃点苦，没关系，只要你病好，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为亲人的生活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亲人的安适忍受最大的痛苦，以此为荣，以此为乐，这是平妹的情操和美德。作品的结尾是，平妹不再去掮木头了，“我”也得到一份在镇里给一家电影院每日写广告的差事。主人公自感这只是解决了责任和问题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是早日克服自己的病痛。惟有此，“才对得起平妹，我的妻！”
生活的艰难窘迫也可以从《钱的故事》这篇小说中清晰看出。作品写了数年前“我”曾被人劫去借来为考进初中的老大注册用的三百元，全家为了这多负的一笔债吃过不少苦。为了多挣钱，妻子平妹在自己田里的活计做完以后，还要再去伐木。而“我”则要深埋下失落与凄凉，带着孩子承担家务。女儿羡慕邻家孩子的新衣，小儿子则希望买双新鞋。他们为此精心地计算着日子，何时妈妈才能挣来足够满足他们心愿的钱，撕日历便变成孩子每日最大关心的工作。而“我”关心的是何时能够偿还上债务。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抱着敬虔的心情在各自的岗位上数着过下去的日子”。平妹要是多赚上几块钱，人虽然疲惫，精神却十分愉快。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了那三百元，小儿子的鞋子有了，女儿的新衣也有了。“但当我想起这笔款子我们是怎样得到的时候，我的欢欣中也伴同了一种类似肉体的刺痛的感觉。这些钱是这一个多月来平妹用肉体的劳动苦苦换来的，它铺在这些日子中无数亿万的瞬秒的时间的槽底，平妹用她自身的血汗灌满了这槽子，一分一厘的收集它，积成单位元，再由元积成十，成百，这经过是毫不含糊的，这里面既不会有虚假、侥幸和奇迹，也不会有同情、怜惜。它的每一分每一厘都带有平妹的体温，它放上我的手时烫着我的手，揣进胸袋里是烙着我的心。我第一次对金钱抱持了如此虔敬、如此感谢、又如此迷惘、如此憎恨的感觉。”“我”终于可以揣上六百元登上去高雄的火车，心里还是十分高兴的。可是“我”把钱还给朋友，竟发现他打一晚上牌就能输掉五百元，“我发现我们一个多月来那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的努力，一下被高雄浇上了冷水，而我们的热情受到最可怕的嘲笑”。“我”看出自己和平妹的生活与这些人们的生活有何等的不同、何等的距离。于是这样想：“倒不是为了这里的高度享受，而是由这个角度来看时，我们在那草地的生活是何等阴暗？何等艰苦？何等凄惨？这是一篇永远不曾被理解的故事，或是故意被曲解被润饰的故事。从前，纵使不能说是全部时间吧，但至少有一度我曾在这生活里面看出意义，但现在我忽然觉得那是一种没有受到真正报酬的牺牲。什么是神圣呢？什么是价值呢？什么是有用呢？这一切都变得十分渺茫了，十分空虚了。”这就满纸悲凉、惘然若失地由钱而探讨起人生的价值，在质朴自然甚至有点谦卑的文字中，浮现出感慨多端、颇能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
生活的苦痛不仅落在了钟理和夫妇的身上，甚至累及后辈。1954年2月14日，年仅九岁的次子钟立民不幸夭折，做父亲的痛心之余，在逝去爱子“头七”的忌日当天写下《野茫茫》一文，后发表于《野风》月刊第69期，这也是钟理和返台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作者写作此文可称是声泪俱下，不仅懊悔因自己一时的疏忽致使爱子受冻生病，最终离去，更对于孩子生前所遭受的侮蔑和嘲笑而鸣不平：“立儿，也许你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原是可悲的一种。作为你们的生身父母的我们的结合，只为了名字上头一个字相同，在由最初的刹那起，便被诅咒着了。仿佛我们在道德上犯了多么可怕的弥天大罪，人们都用那使人寒心的罪名加于我们。他们说我们是——牛、畜牲、逆子；如此等等。由于这种关连，作为我们的孩子的你们，由呱呱落地的时候起，不，在你们出生前，便已分有了同样可悲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