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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他们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在《联合报》副刊上从9月连载钟理和用最后的生命催化出来的奇葩《雨》。林海音于首刊之日撰《同情在人间——为〈雨〉告读者》说：“当8月10日编者惊悉钟理和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以理和先生是本刊的作者及个人对他的敬佩，所以连夜写了一篇追悼文，原以为理和先生不过是一个默默的写作者，不会有太多的人对他有什么印象。其实这完全是错估了，稿子刊出后，本刊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来稿、赠款。他们大家都是理和先生的忠实读者，他们对于这位作者的逝世，也感到惊心、惋惜和悲伤。”10月，又选编钟理和十六个中短篇，以《雨》为名结集，由文星书店发行，钟肇政和文心负责编校，林海音负责印刷。当时林海音在世新教书，每周到木栅一次，她就请学生们所主持的世新印刷厂以成本计算来排印这本书。林海音又请侄子夏阳义务设计了一个有意义而花钱不多的封面。夏阳设计的是一个三套色简单而别致的封面，其解释是：灰蓝、米黄和黑——颜色的意义；点点线线——画面的意义；凿痕斑斑，是血泪也好，是苦雨也好……这是钟理和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赶在他去世百日祭的当天，放在他的供桌上祭吊，以慰亡灵。该书预约的情况很好，书一出版欠款就还清了，还用结余于次年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钟理和生前难以释怀的《笠山农场》。跋曰：“现在这部书是在作者逝世后周年出版了，出版的经费是由《雨》的收入积存下来的，为数并不多，且极为勉强，但这算不了什么，《笠山农场》的出版，并不在畅销，对于这位一生热爱写作的人，更重要的意义是完成了作者生前的一椿心愿。”1970年钟理和逝世十周年时，大江出版社的梅逊主持重版《雨》一书，只是删去了其中较长的《雨》一篇，定名为《钟理和短篇小说集》。
台湾女作家黄娟回忆说，当时一个朋友问能不能帮忙推销《雨》，她答应了。当一包沉甸甸的书籍拿到手头时，黄娟抽出一本来看，立刻被作者真挚感人的故事吸引住了，边看边擦眼泪，久久不能释卷。第二天来到讲台，黄娟郑重地向学生推荐这本动人的书。第一批书立刻卖完，黄娟再向林海音续订上百本。由于这个机缘，黄娟认识了林海音和钟肇政，不久以后便开始学习写作。黄娟说：“是理和先生的书，把我导入了文学的园地，我对他自有深厚的感情。”黄娟：《从〈笠山农场〉说起》，（台北）《台湾文艺》91期，1984年11月。
张良泽也是一位《联合报》的热心读者。在彰化县潭墘国校任教时，他发现该报副刊上有时会刊登一些文章，虽然文句不通顺，但意思还不错，言之有物，一看即知是台湾人写的。在钟理和那里，他读到了草坡上的小鸡与母鸡的情景、月光下夫妻插蕃薯枝的爱情、农民晒谷而被西北雨捉弄再三的耐心、因无钱求医而眼看爱儿发热断气的悲痛……一切都那么丝丝扣人心弦。钟理和逝世的消息及一些纪念文章中介绍钟理和贫病交迫的境况，令他感伤不已。当时他正好有篇稿子《奔炀》在《联合报》副刊编辑手中，便赶快追寄一信，说明该稿件如蒙采用，请将该稿费转赠钟理和遗孤；并写信去安慰钟理和的家人。不几日，张良泽的作品刊登出来，并于文末括弧加注“本篇稿费转赠钟理和先生遗孤”，稿费为一百四十九元。以后不久连续出现的悼念文章文末都注上的“稿费转赠”等字。1960年春节，已经是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的张良泽利用放假之便来到美浓。张良泽一向只认为钟理和作品中的“平妹”是青春美丽带灵气的女孩，没想到眼前是站在猪圈里清扫猪粪、弯背直不起来而苍发蓬乱的老太婆，竟使他顿觉人生如幻。此时，张良泽猛悟钟理和写他们的恋爱故事，已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走进钟理和用土块砌成的昏暗房间，才知道这是祖产仅余的一间仓房，里面一张竹床、一张破被，墙角挖个洞当炉灶。此刻，他才真正领略“家徒四壁”的意味。当值除夕，大家在钟理和遗像前“围炉”。竹桌上，一盏煤油灯照着一群弱小的遗孤。女主人钟台妹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特地煮了一锅白米饭，把仅有的年菜全部端出，夹给客人一个荷包蛋。张良泽不忍独食，把蛋切成四块，分给铁民弟妹们。当时最长的铁民上高中三年级，最幼的铁华也已懂事了。他们互相推辞，及至蛋黄流出。此情此景使张良泽不禁想起钟理和晚年作品中常描写平妹偶尔煎个蛋卷，在孩子们集中的目光中，夹给刚出院养病的丈夫，做父亲的不忍吃下，又夹给孩子，母亲又从孩子的碗中夹给丈夫……是夜，全家人共榻。张良泽迟迟不能入眠，想了很久，才告诉在旁同样难以睡下的铁民：“我这一生，如果要好好做一件事的话，那是为理和先生做的。”从此，张良泽不断整理一大堆钟理和的退稿和遗稿，誓必有朝一日把它全部公之于世。张良泽在大学宿舍里日夜研读写在沾满油墨的讲义录背后的原稿，并逐字誊清在稿纸上。张良泽后留学日本，学成后返台，1970年回母校成功大学任教新文艺课程，将钟理和的创作作为一项文学课题首次引入大学课堂，学生莫不喜爱。同届学生陈雀华、张淑贞、安宜静等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发表于《台湾文艺》，颇得好评。1972年，张良泽发起成立“钟理和研究会”，主要活动是配合“新文艺写作”的选修学生每年利用假期往访美浓钟理和家一次，实地踏寻钟理和小说的背景，直接与钟家人交换意见，而且征选了数名愿意义务抄写钟理和遗稿的人。“钟理和研究会”出奇地收到好效果，不出一个月，便有许多人交出采访稿和研究钟理和的心得，12月“中文系报”第二期特辟“钟理和研究专辑”，蔚成研究风气。1973年7月5日，张良泽应台大暑期文学研究会之邀，演讲论文《钟理和的文学观》。会前大家议论纷纷，有位教授耐不住跑来问张良泽：钟理和是哪朝代的人。张良泽在演讲一开头就说：“钟理和不是唐朝人，也不是明朝人，而是当代我最敬仰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接着，他详细介绍了钟理和的生平事迹，并举作品来对照他每个时期的思想。当念着钟理和的遗书时，场内一片沉寂，只听得有人在啜泣。当讲到钟理和大儿子因营养不良而摔成驼背、二儿子患肺炎因无钱打一针而眼看着死去时，突然有一位女听众掩面哭泣地冲出教室。这次演讲引起学术界人士吴浊流、叶庆炳、张以仁、齐益寿、陈森淼、柯庆明、吕正惠等的热烈讨论。以后，凡有公开演讲机会，张良泽无不以钟理和的作品为话题，并发表一系列有关文字。1976年2月，张良泽编辑钟理和小说集一卷，定名为《故乡》，列入台南大行出版社的“台湾乡土文学丛刊”之一。是年11月，张良泽经过十多年的搜集、研究、整理，编辑了《钟理和全集》八卷，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这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作品全集，分别为中篇小说集《夹竹桃》、《原乡人》、《雨》，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做田》，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以及《日记》、《书简》和《残集》，将钟理和的主要作品以较完整的面貌出现在台湾文坛，成为研究钟理和的重要资料。
这里需要澄清一件事。在《钟理和作品概述》一文中，张良泽提到，钟理和于弥留之际，召其哲嗣铁民面告曰：“吾死后，务将所存遗稿付之一炬，吾家后人，不得再有从事文学者；惟《笠山农场》不见问世，死而有憾。”。张良泽：《钟理和作品概述》，（台湾）《书评书目》9期，1974年1月。据钟铁民的说法，父亲一直强调的是身体健康最重要，其次才轮到学问，而且不希望第二代继续走这条路，只愿意看到他们把功课做好，能够过平凡且正常的生活。临终前，当听到铁民说要继承他的志愿从事写作时，钟理和咬着牙、喘着气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若一定要写作，答应爸爸一个条件，你不要结婚。你喜欢吃苦是你自己的事，你没有权利让妻子也受到连累跟你吃苦。”至于钟理和要家人烧毁文稿一说，钟铁民日后解释道，他记得张良泽第一次去看他们时，他确实曾提到父亲在临终时要他烧掉橱中一些杂碎的文稿，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些在当时台湾社会条件下“敏感犯禁”的东西。尤其是记录二·二八事件的日记，更是小小翼翼地收藏在最隐密、最安全的地方。此外如《白薯的悲哀》、《祖国归来》和诸多日记，及从北平带回来的大陆30年代的“禁书”（主要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作家文集）、剪报等。长期以来，兄弟钟和鸣因政治事件被杀的阴影挥之不去，再想到自己成名以来树大招风的可怕，想到那些敏感犯禁的文稿书籍若因家人不知轻重而流传出去会造成无法意料的伤害，于是越想越怕了。所以在身体油尽灯将熄之际，交待长子把那些东西烧毁，以免祸遗家人。由此可知，张良泽概略叙述，又用文言文句法，变成父亲要儿子烧掉全部作品，系过于强烈、粗略的说法，与钟理和原来的用意有所距离。事实上，钟理和对于自己的作品是有信心的，即如他以前所言“有麝自然香”，才吩咐铁民将其未刊登的作品全部交由文友钟肇政处理。如果真是全部文稿片纸不留的话，张良泽何以作为呢？到了1997年10月，又由高雄县立文化中心出版六卷本《钟理和全集》。第一集收入以他的家庭、成长经验、婚姻、疗病见闻为背景写成的短篇小说十七篇，第二集收入以旅居沈阳、北平之见闻、人物为背景的小说十一篇及《大武山登山记》，第三集收入以战后初期在北平生活、回台经过及台湾农村见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散文及未完成稿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