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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可悲的还不是艰困的生活，而是那些人们安于这种恶劣生活状态的态度。在这群“滚转在动物的生存线上的人类的群体”身上，体现着“宇宙间的一切恶德的堆积”，“他们恰如栖息在恶疫菌里的一栏家畜，如果不发生奇迹，那么，他们结果是只有破灭，而从世间消逝了他们的种类”。例如，院里街坊间感情索漠与冷淡；他们知足认命，“不怨天、不尤人，而像一条牛那么孜孜地受着命运的驱使，从不知抗拒”；“至于懒怠、虚荣心、面子、无理由的嚣叫等，这都是俯拾即是，辗转于街头巷尾的平凡不过的现象”……这些都让曾思勉“甚为同情怜悯，但也厌恶，同时也为此而甚感烦恼与苦闷”，有时他几乎为他自己和他们的关系抱起很大的疑惑，“他常狐疑他们果是发祥于渭水盆地的，即是否和他流着同样的血、有着同样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与命运的人种”。作品中一位学哲学且多愁善感的学生黎继荣对此颇为纳闷。曾思勉的解释倒也一针见血：“怎么样，你还以为他们的生活，实在令人费解吗？别弄错了，先生，这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神秘！只要你饿三天，那时候，很自然的你就会学得了怎样巧妙地，去觅得你所要求的二个窝窝头的方法的，很简单，肚子会教你做很多事情。”
小说着重写了大杂院中的两个家庭。一个家庭是曾算作大杂院主人的老太太家。十几年前，一个理发馆的老板为要把老太太的独生女儿娶为偏房，便买了这所院子赠予老太太。然而不到两年工夫，老太太的几个孩子私议着想把它变卖出去而瓜分其所得。于是老板又把院子买回来，原为房东的老太太一落而变为蛰居在后院两间小南房的住户。而今的老太太已失掉了正常意识，就像一个疯婆，“她不但精神薄弱，缺乏道德判断，并且有一种特别现象，实时时有某种轻度的不安与恐怖袭击着她”。原来老太太每日的伙食和开销，是她的女儿和在天桥一间煎饼铺里当伙计的六儿子供给的。他们每隔三五日，必给她捎来一次钱或窝窝头。可是也会有几天不见他们来了，让老太太从清早起饿得在院里走进又走出。老三夫妇领着孩子到院子里来，说是来服侍老太太的，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获得那个难得的能够天天舒舒服服吃顿饱窝头机会，他们甚至还占了老太太吃的那一份。老六在天桥捡着一个“在铺里就陪过三个男人睡过觉”的媳妇儿，那媳妇倒卷走了他们的被铺。最后，老太太回到老三的家里，可老三却死于虎疫。在寒冷的冬天，颠颠撞撞、步行困难的老太太只能被失去父亲的孙子搀扶着向行人求乞。
作品中着重描写的另一个家庭是林大顺家。林大顺携亡妻遗下的一儿一女从通县乡下到了北京，又娶了一个患着极度贫血、常常会歇斯底里发作的女人。那个女人视林大顺前妻所生儿女为眼中钉，尽她所能够想出来的方法来酷使与虐待这一对少年。在男孩小福被疾病和饥饿交煎的时候，祖父却早已把家中仅有的棒子面偷去换了鸦片。于是，一场口水大战爆发了。“他们像失掉了善良的人性的野兽，在一个垂死的少年的身旁周围啀訾着，争执着，嚣叫着不知终止。就在他们这诟骂声中，这位可怜的少年悄悄地离开了这不幸的人世。”
面对这一幕幕在贫困袭击下酿出的目不忍睹的人间惨剧，曾思勉和黎继荣有过这样一场争论——
“不然！”曾思勉严肃地说：“你好像把我意思弄错了！我但说，道德可让有健康，有自由的生命，保持着正常的思考判断的国民去研究、去推行。至于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怎样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并且怎样来排除能够威胁我们生命的一切障碍。他们劳碌于生死的歧途，死与饿，时时展开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是命运的傀儡……”
“命运的傀儡？”
黎继荣半像不解，半像嘲笑似地反问。
“是的，命运的傀儡！”曾思勉不耐烦似的重复着说。至此，他又回复了那冷冷的讽刺的语调：“他们在命运的圈子里走着、摸索着，但他们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有时候，他们相反地想逃开这圈子，不管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总之，他们从很早就想挣脱它，远昔，则有记录可资我们翻阅，最近，则有辛亥的民族革命、五四运动、识字运动、对妇女问题的关心、农村解放、劳动保护、家庭制度的改革……等等。但是悠远的历史，使这圈子扎得极度坚牢。这我们可以从现状看出他们挣扎的结果，所得的功绩与成就是那么渺小。最显明的例子，则有，他们还饿着肚子。
这样子，他们负着历史的重担，像底纹游鱼。他们在这里面或生或死、或哭或笑；后母虐待前妻的遗子；秽水倒到邻院的门口；为二个窝头，母子无情，兄弟争执；窃盗、酗酒、吸毒、犯罪、游手好闲……。虐待者，和被虐待者，即生者与死者，他们俱同样受着命运的播弄。何谓命运，拆开来说便是：贫穷、无知、守旧、疾病、无秩序、没有住宅、不洁、缺乏安全可靠的医疗、教育不发达、贪官污吏、奸商、鸦片、赌博、嫉视新制度和新的东西的心理……这些，便是日日在蹂躏他们，践踏他们的铁蹄，是他们背负的祖先所留下的遗产！”
他顿了顿，又继续说下去，以目制止了这时由门外进来正想和他们说话的曾太太。
“我们这院里的人家，你很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步一步走向贫穷？并且是怎样的更由贫穷走向破灭？他们只要一度被贫穷所掳，就不容易挣出来。它是生命的危机，它将诱起了恶性的循环，即它会引起一切不良的状态，而和这种状态互相为因为果，创造了一个死的深渊，让它的俘虏在那里浮沉而滚转，永远出不来。他们的报酬太低，他们的父亲日日所得的报酬，多半只够维系他自己一个人的动物的满足，他的家族所需要的物质，还须家族各个人自己去获得。因此，不但是他们的父亲，就连他们的幼少者，都被无情地断绝了一切改善而使自己向上的机会。所以他们的孩子，即继续他们之后的这些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只好仍负起与父亲同样的地位与待遇辗转下去。这就是他们的命运，是他们当前的状态！”
“呵，呵，”黎继荣不屑地说：“我以为你有什么新颖的见解，原来说了半天，归根还是你自己拿圈子套你自己的脖子，你才是个地道的人道主义者。那么，依你说，他们须怎样才好呢？”
“怎样才好？”曾思勉轻蔑地说：“那我也不知道他们须怎样才好！”
“这就奇了，你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大篇，末后却来一个不知道，那不是不得要领吗？”
“如果这还是不得要领，那就让它不得要领好了！我的目的，只在说明事实罢了。至于他们须怎样才好这种问题，只好让他们自己去研究。好在他们是聪明的人种，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并不是办法，而是毅力。是的，他们大概是短少这种毅力，换句话说，也即是实践！”
曾思勉说至此，便缄默不言，由他那极度厌烦的表情看来，大概他已是饱腻这种无聊而肉麻的问题了。
至此，曾思勉确实也真的无话可说了，因为他不能够再为他们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这其实也正映射出钟理和本人的某种心态。
我们亦可以说，钟理和不止藉着这所大杂院写整个北京城，甚至也想观照整个中国。对于《夹竹桃》的思想倾向，陈映真评论说：“钟理和在《原乡人》和其他作品中，曾清晰地表露了他对于中国的血缘的情感。但这种情感在惊愕地发觉到祖国的落后之后，逐渐消失于视域中的盲点。”“他在中国大陆所看见的是数百年来帝国主义和国内旧势力在中国所造成的可悲的落后和贫困。他对这一切的贫困‘深恶痛绝’，以犬儒的、嘲弄的语言浴之以恶言。”“钟理和的一生，代表着那个时代部分知识分子一生的历程。钟理和的民族感情，也是一定历史过程下的产物。”他代表了光复前后的一部分台湾省知识分子的整个痛苦的心态：“在日人统治下，他们的‘原乡人——中国人’意识尚有一个归托。原乡中国，代表着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代表着同胞间骨肉般的热情；代表着一切未来的光明和幸福。然而，一旦面临了前近代的中国，他们吃尽苦头，受尽挫折。他们和钟理和一样，在整个新生的、近代中国的分娩期所必有的混乱中，所漫天揭起的旧世界的灰尘中，看不到中国的实相，从而也不能积极地、主体性地介入整个中国复兴的运动之中。正相反，他们寻求原乡的心灵顿时悬空，在苦难的中国的门外徘徊逡巡，苦闷叹息。”陈映真（许南村）：《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台湾）《现代文学》复刊号1期，1977年7月。那时的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已达四十余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和上一代的知识分子如赖和、张我军、杨逵、吴浊流不同，钟理和完全是在殖民地社会里长大的，他对祖国的贫穷、落后既缺乏历史的了解，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