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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中国有四万万同胞，一个杀一个，可日本不过七千万人，杀光了他们，中国还剩下三万万多人哩！
当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不会看得那么简单，不会理解这是游侠争高低，行帮夺地面。大学教授们，是民之代表，国家的精萃，用现在的话讲，是智商最高的一层，况且，中国历来有尊崇儒生的习惯，他们说话，向来是对的。11月19日，也就是土肥原最后通牒的前一天，宋哲元在险境下想起了大学的教授们。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学教授座谈。与会者强烈反对自治，要求宋哲元支撑危局。11月23日，20余名大学教授又在银行公会聚餐，以联名方式发表否认华北民众要求自治或自决的宣言。不妨将其文录下：
“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有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
此时，平津民气振荡，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准备游行示威，随之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土肥原、多田骏也承认华北排日反满运动空前高涨。多田骏后来调回东京参谋本部，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力主“不扩大”，成为“不扩大”（战争）派的重要角色，主要理由就是日本必陷广大中国人的反日泥沼，恐怕与1935年的教训关系最大。
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对华北自治缓行决定通知以后，第二天，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消息，马上电告肖振瀛，告诉肖“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资格，只代表他个人，不必与之谈判。”当时宋哲元兴奋得差点背过气去，戎马一生还没得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消息！第二天，肖振瀛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交界、报界宣布了此消息。会场雷动，各大小报纸都立即用通栏大字标题发出了号外。北平、天津街头喧喧嚷嚷，争购号外。土肥原自知无趣儿，土头肥脸溜回天津。土肥原自做张作霖顾问以来，搞间谍特务活动屡屡得手，甚至可以说“无往不胜”，遭此惨败尚属首次，其岂能认输？此事，虽然搬掉了压在宋哲元心中的一块巨石，可是与中央又生芥蒂。蒋又来电严厉训斥宋哲元，“中了日本人诱陷之毒计，又超过地方官吏之地位。”其实，自治风潮，总的说，宋处理得还不错，总比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好得多。宋也明白就里，毛病出在阻止白银南运和要求“结束训政”上，尤其是“结束训政”，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后来，宋哲元借秦德纯去见蒋的机会向蒋解释阻止白银南运之事。蒋倒是很痛快地说，你们欠了钱，可以向中央报告嘛，你回去写个报告，我给你批了就是。秦德纯趁热打铁，没有离南京，就做了一笔花帐，蒋也没有细看就批了。秦又马上到财政部了结，这事就过去了。
可是“结束训政”的通电一直是宋哲元的心病。
土肥原并不是等闲之辈，回到天津又想出新的方案。土肥原读过列宁的书，也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的哲学。胃口大了，自然遇到阻力也大，全盘攻不破，可以打开缺口，一口一口地吃！土肥原暂时撇开宋哲元，找到了冀东专员殷汝耕。11月23日晚，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一家饭店召集冀东22县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土肥原亲自到会，秘密布置冀东自治大计。土肥原当场宣布自治方案，殷汝耕赞成不迭：“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权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
土肥原喜不自胜：“太好了！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
真不巧，饭店的香槟酒当天卖完了。殷汝耕急忙说：“用日本酒庆祝更有意思！”于是拿来日本酒，以干鱿鱼当酒菜，干起杯来，散席时已值深夜。殷汝耕不顾月黑天寒，连夜驱车驶回通州。
24日晨，殷汝耕风尘未洗，立即召开负责人会议，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当晚，殷以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措词强硬的自治宣言，并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同时还向当时华北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秦德纯等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同时，在通州蓟密行政公署大门旁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
同日，迅雷不及掩耳地调整组织机构开始办公委任大小官吏，接管电报、电话、邮局及火车站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和派人去北平天津向日本人汇报。
这一天，真做了不少的事！
冀东22县，包括哪些县，列在下面您可到地图上去找：
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隆、玉田。
这22县就是在“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中国人叫非武装区，大概是因为饶口，所以也叫非战区，日本叫战区，和中国人叫法相反，都是指这块地方。历史上这里叫幽燕或叫燕云。一千多年前，五代后唐的儿皇帝石敬塘——儿皇帝的专用词就是由此开始——曾经签订协约割让燕云十六州，就是这块地方。历史往往重复、相似、巧合。一千年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戏剧又在这儿重演，除了地理位置有共同点之外，其他方面难说哪方面相同，历史的相似往往使人迷茫，当人们莫测自己命运的时候，又往往去请教术士、巫师，相信术数、占卜，相面扶乩，那是因为对自身对外界吃不准，一旦看准了一点，打准主意要做什么，那一切都可以不管了，不管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殷汝耕，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袁良（1935年前北平市长）程克（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殷“东洋化”的信念何时树立，这很难说。无论在早稻田还是回国，他身着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本妻子已经成他定型形象。是日本妻子参与对他的制造，还是为了塑造自己而娶了日本妻子，无法考证。用政治夫妻这句现代化的言语评述怕也不错。
殷早与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人打得火热，也是早备进身之阶。所以土肥原一提出冀东首先自治，便一拍即合。
读者要问为什么把一个亲日分子放在与日人斗争的最前沿？当时人们并不懂，后来才普通使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知道划分敌我友。东渡日本的人多着呢，孙中山、蒋介石、何应钦、黄郛、阎锡山、张群、熊斌……1935年的内阁曾被人称之为日本留学生内阁，除宋子文一人留美以外，其他都是日本留学生。当然留日不等于是汉奸，其中大多数人是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渐强盛，而去日本学习救国道理。那是有志之士！当然也有起哄去镀金的，也有殷汝耕之流，也有界乎二者之间面目不清的。殷汝耕可谓盗亦有道吧，汉奸做得知名度很高。
缺口已经打开，土肥原还想争取宋哲元响应，又以11月30日为限逼宋自治。在天津又以一日一元的价钱雇佣自治游行队伍。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蒋介石知道日方必不肯甘休，在南京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日对策。除已撤北平市长袁良由秦德纯继任以外，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设立北平行政长官。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同时通缉殷汝耕。
撤换北平市长和军分会，都是因香河事件日方提出的要求，华北自治运动的退潮，华北日军处境尴尬，必然还要滋事。给他们台阶下，留面子，用留面子缓和冲突。留面子，这是东方人的心理特点，中国人甚之，所以考虑得周全，不仅自己要，还要留给对方。不蒸馒头蒸口气，自己虽没有吃上馒头，但让别人感觉是吃了，这是为自己争面子。两个人吵架，一方是对的，劝架的人说，就少说一句吧，那是暗示他也让对方，感到有局部真理，有了面子，找到心理平衡，事就了了。这是东方处世哲学！撤北平市长，撤军分会，就是给日本人留面子。其实，通缉殷汝耕也是这么回事，不过不是给对方留面子，而是给自己留面子，人家明目张胆当汉奸，早已令中国有体面的人都没面子。我们国人中有这样的败类？——其实早就有。中国本来就出产这个。殷堂堂皇皇地在通州做委员长，能去抓吗？抓得到吗？抓到又能怎么样？史学家说通缉殷汝耕是杀鸡给猴看，暗示宋哲元的，怕也未必，如是宋哲元想自治，还在乎这一纸文书，它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不过，又派遣何应钦来北平任行政长官，倒是大有学问。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何应钦吃了日本人的窝心脚，那个时候他还名符其实地统领30万大军呢。现在今非昔比已是西北军的天下，他能八面威风，领着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到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商议军政大事？当然这还次要，主要还是和日本人交往，他从来没有得心应手过。再去签订什么条约？做蒋先生的传话筒？去指挥西北军？不过有一点他心里明白，而且是蒋介石接见他，令他北上，他就明白了，掣宋哲元之肘！他不愿意来，但他知道在委员长面前是不能反驳的。只好走着看，好在不是上刑场。
当日晚上，何应钦率熊式辉、何竞武离开南京北上。北上途中，何应钦神情沮丧一言不发。12月3日晚到达北平。当时，宋哲元正在武衣库家中与秦德纯、肖振瀛、冯治安密商事情，谈话间，副官报告何应钦即到北平。宋哲元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又对秦等表示：“我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