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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侠听了佟麟阁的话，以为知其被共产党指使，手中拿着的划道用的石头差点掉在地上。佟麟阁究竟是军人，不是政客，答应认真考虑。二人又说了些闲话。日头已衔西山，张克侠告辞。
两天以后，宋哲元来香山拜访佟麟阁，佟将张克侠提出的“以攻为守”方案再加上自己的补充，向宋介绍，宋沉吟半天，认为事关重大，待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研究之后，再做决定。
宋还真的将刘汝明、赵登禹秘密召来，再加在北平的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将领秘密商议张克侠制订的“以功为守”方案，宋哲元在会上曾拍案而呼：“兵出山海关！”但经过三天商讨也无定议。这且不说，高级将领的秘密军事会议，引出一段节外生枝的事来。
高级将领在北平开会，早被日本人知道。日本驻北平最高长官河边正元三旅团长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二十九军各位将军赴宴，请柬印得很大，都是派头面人物面送的。宋哲元吸取上次赴宴被挟而被迫签字的教训，通令任何将领不允参加日人宴会。可是日方一请再请，东方人是爱面子的，尤其是中国人。拒不参加岂不示弱。或有人出谋划策，不如二十九军作庄，以主人身份请客，既不失面子又能了却此事。二十九军即以冀察绥靖公署名义，由在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在北平日本驻屯军连以上军官。史称“新鸿门宴”，参加宴会的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都曾以回忆录形式绘声绘色描写过当时情景，下面节录李旅长回忆录一段，以飨读者：
6月的一天，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由第二十九军驻北平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作陪。还邀请当时在北平的北洋军阀余孽和所谓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参加。日方出席的有驻北平部队的边村旅团长等30多人。筵席间每桌上有三四个日本人。宋哲元和边村、松岛、樱井、秦德纯、冯治安等与那些社会名流共坐两席，其余的中日双方的军官，共坐8席。在两张主座席的两边，设了两张空桌子，备上下菜之用。酒到半酣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我们听不懂的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立即上桌唱了一首黄族歌，以示应战。又有日军官唱日本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方又出来两人，一人上桌唱歌，一个桌下舞蹈。当他们歌舞完毕后，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到我们桌上来小声说：“谁出去打套拳？”意在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时董升堂上去，打了一套西北军所流行的拳术。日本人又以一人打一人唱来作答。当时我有些心情激动，立即在酒席前打了一套在学生时代所学到的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引起席间中日主客们的注意。
当我归座的时候，好几个日本人都到我跟前来敬酒碰杯，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招呼我的传令兵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我定做的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这时日方已舞过两三起“倭刀”了。董升堂也实在耐不住火气，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来，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好我的新“柳叶刀”也取到，我立即换上传兵令的布鞋，拿过刀来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我入座以后，又有几个日本人围着我敬酒碰杯，还给我戴高帽称我“李武术家”。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我到厕所中吐干净酒之后，回来再喝。我想：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顶多也不过是一死而已！这时日本人不劈刀了，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去。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将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鼻孔中塞上两支，两个耳朵中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看到他们出洋相，耍花招，我们就没人和他们比试了。他们又提出来要笔墨纸张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我们也写一张。我想写字用不着我们比啦，有吴佩孚那样的名流就能占上风了。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我们那吴佩孚的醉笔，他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笔写一行大字，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这时，日本人将宋哲元抬到酒席前，喊着号子举了一阵子，又有几个日人把秦德纯也举了一阵，我们中国方面的旅团长们，不约而同地把日本边村旅团长拽出来，也照样把他举起来。彼此使个眼色，把边村脱手往上甩，然后在下边接着。另有一些人也把松岛举起来。冯治安怕出岔子，叫我们放下来。此刻席间确有一触即发之险！宋哲元看势不好，立即在席间讲了几句话，边村也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天的联欢会很好，应当“互相亲善”。
散会后，宋哲元和边村到后面一个房间去了。日本军官都先后退席，只有松岛留下，叫我同他“转转去”。我对松岛说：“我们的长官还有事，必须等着。”宋哲元送边村走后，松岛还在等着我，拉着我说：“转转去，不要害怕！”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我忘记谁跟我说了一句：“你就跟他转转去吧！”于是我随松岛走出怀仁堂，松岛叫我上车，我看不是我的车，心想反正不能“孬”给他们，就上了车。我的传令兵问我：“车跟着吧？”我以为在中南海内路上转转就回来了，就说：“你在这里等等吧，我们去转转就来。”谁知日本人的汽车开出了中南海。我身上带着一把短剑，是专门定做的折叠钢刀，很锋利。我想万一他们要害死我，我也要拼他一个够本。不知转到哪里，车子停下来。我下车后，又来了一辆汽车，下车的人是我认识的徐廷援，他会说日本话，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过去做过我们的军事教官。看到有徐廷援，我的心气更壮起来。走进一个院落，才知道是一所日本妓院。有八个穿着日本便服的日本人在里面。松岛向他们介绍我：“这是中国的李武术家。”他们硬要我再练一套拳术供他们观赏。我说：“喝多了，已不能练了！”他们就都围着长桌坐下喝起酒来，日本妓女陪酒，还劝我喝日本酒，直到深夜12点后，我才辞出来。
当时日军方面，知道用硬的方法来对付第二十九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而采用卑鄙下流的软化办法，来从思想上、政治上分化第二十九军，另一方面利用大小汉奸来包围第二十九军上层人物。那时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而下级军官则生活朴素，埋头苦干，准备交锋。由于这些矛盾，日本人便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第二十九军的军官进行分化、拉拢、收买和软化工作。
今天我回忆松岛为什么要在宴会后拉我“转转去”呢？显然他是想拉我到亲日派汉奸方面去。后来又有一次我在南苑驻防时，松岛去飞机场送人之后，又指名找我晤谈。我当时是找一个日本士官出身的黎广时副团长共同和松岛见面的。松岛又约我“到城里去玩玩”，我谢绝了，没去。由此可见他对我的工作是下了功夫的。为什么我到南苑驻防，他如此熟悉？为什么他能直接到我的住处找我？从这些小事中，可以想见日本人对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是如何熟悉。
“新鸿门宴”对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刺激颇大，他们商讨不下去兵出山海关之事，这宴会成了议题。可是谁是刘邦？谁又是项羽？或说日本军人处处主动，中国军官处处被动。或说，中国军官个人武术好，缺乏集体配合意识。或说，日本军人临场发挥好，中国军官精神负担太重。
说到这里，大家议题又回到“以攻为守”和佟麟阁上来，或说，锣鼓打了三通，不见黑头出来，捷之还没修炼完成！
这一天，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赵登禹聚齐，四辆黑色道吉轿车开到了香山兰涧沟的山坡底下，喇叭齐鸣，四位师长一起来见佟麟阁。或问岂不像中学生相约郊游？各位不知，还未来得及介绍他们之间关系，其实，二十九军几个高级将领之间私交甚笃。
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冯玉祥旧部纷纷倒戈，投向蒋介石。后来这些将领一直活跃在中原和北方战场，如：山东的韩复榘，四十军的庞炳勋，仍用西北军旗号的杨虎城，又回身投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方振武、吉鸿昌，后来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的鹿钟麟，任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的孙良诚，以及汪伪政权的参谋总长刘郁芬等。
率旧部退到晋东南的有张自忠、孙良诚、庞炳勋、刘汝明、冯治安、过之纲、高桂兹、张人杰、鲍刚等军、师级将领。高级将领只有宋哲元一位。不久，庞炳勋又率军投蒋。
当初，二十九军建军之始，张学良曾令张自忠出任军长，张自忠认为自己威信不足统率二十九军，张以“平日宽大厚重，深餍人心，物望所归”为由，推荐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宋哲元为军长。当时与宋争夺军长宝座的还有孙良诚，张、宋密商，密派肖振瀛带着厚礼到张学良左右活动，以使宋哲元抢在孙良诚之先，成为既成事实。冯治安是宋哲元谪系，又与张自忠关系甚好，冯较年轻，张又推荐冯治安为主力师三十七师师长，自任三十八师师长。刘汝明带来8000人，开始任副军长，经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到张学良处活动，又扩编二师，刘汝明出任师长，佟麟阁为人宽厚有长者之风，人缘颇好，做过宋哲元的副职，与刘汝明关系莫逆，以后被任命为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长。赵登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