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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军民早已恨入骨髓，只是无可奈何。反之，这里驻的一个营的中国军队倒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日本人的心病，欲除之而后快。
7月以后，日军不时借故挑起事端。一天日侨森川太郎无故闯入二十九军兵营内寻衅，与守卫士兵发生殴斗，被刺受伤。日方以此为借口，再次提出要二十九军让防。宋哲元派人同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进行交涉，答应给予赔款和惩办打人凶手。对宋哲元的让步，日方不予理睬，仍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二十九军威胁”为理由，坚持要求二十九军让防。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每年的今天，二十九军官兵都要进行国耻纪念日军事演习。
下午，冯治安师混成部队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在铁道附近演习。6点整整队归营。日军也在“九·一八”进行纪念演习。回营之时，恰与中国军队在正阳街上狭路相逢，街道狭窄，不能同时通过，日军耀武扬威，夺路先行。中国士兵早已愤懑于胸，也不相让。于是两军在路中对峙。
一些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大嚷：“皇军大大的好，支那兵小小的！”有的还用手指比喻，大拇指伸出来表示是皇军，小指伸出来表示是支那兵。
二十九军的青年军官和士兵斗志很旺盛，巴不得和日军开战，此时岂能相让，也就回骂起来。一时中日士兵展开一场舌战，挥舞拳头，互相辱骂。
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进孙香亭连的行列之中，战马乱冲乱踏，中方士兵有的被马踩伤，于是用枪托击马，场面混乱，日骑兵被赶出行列。
日军指挥官穗积大佐说中国军队侮辱了日军，立即命令其部队散开将孙香亭连团团包围，并要解除孙连士兵枪械。孙香亭快步走出行列，到阵前与日军交涉，竟被日军掳去。中方士兵也立即列阵，准备还击。
日军向其上级报告，日方立刻决定从北平增派一个大队，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率领驰援。中方也得消息，当牟田口率队抵达丰台附近大井村时，遇二十九军驻军，受到阻止，发生冲突。
日军一面层层包围丰台的中国军队，一面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割断，以阻中国军队对外联系。当日军布置完毕之后，便向中国军队开枪，中国军队被迫应战，双方枪声陡起。趁机，日军迅速占领丰台各重要军事要地，并包围了二十九军在丰台的营房。两军相持整整一昼夜，双方各有伤亡。
宋哲元得知消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命令丰台驻军不得先行开火。其实，这已经是废话。同时速派在身边的三十七师副师长和天津市政府顾问甄铭章等，会见日方，与日方代表池田、铃木等前往调查并会商解决。
20日上午，双达成协议。协议条件：
一、中国军官道歉。
二、中国军队立即撤离。
三、最后中国军队撤出丰台。
把中国军队赶出丰台的目的，日方已经达到。21日上午，双方军队在丰台车站列队，相对而立，互相敬礼，表示误会解除。中国军队让出营房，欢迎友军进驻。
友军？中国有句成语，叫：认敌为友。在此再恰当不过。
中国军队从丰台撤出后，日本华北驻屯军牟田口廉也联队所属一木清直大队进驻丰台的中国兵营。卢沟桥事变挑起者，即一木清直大队。
第二次丰台事件一起，立刻震动全国，全国各界人士听到二十九军在丰台与日军抗争，无不异常兴奋，鼓励支持电文信件纷纷而来，远在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打电报给宋哲元：
“希即奋起抵抗，勿再退让，弟等誓以全力相助。”
但很快，退让的方案，又使全国上下失望。
10月，南苑又起冲突，佟麟阁派兵将日军包围，情况如何，下面再讲。
李宗仁“希即奋起抵抗，勿再退让”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上下人士普遍看法。可是不当其政不谋其事，宋哲元有他的难处，也有他的私心。除其遵循蒋介石“拖延时间”的训示之意之外，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威震华北，是其黄金鼎盛时代，一旦开战，局面必被打破，不是日军进驻，玉石俱焚，就是中央军北上，而受后娘之子待遇。
从全国看，自1935年12月中央组成日本留学生内阁以后，对日实行谨慎外交，也不希望华北动荡影响全局。中日两国上下普遍认为，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在所难免，只是早一天晚一天之争。蒋介石估计中日开战可能在1938年夏天。而日本也有人估计：可能在1940年。蒋介石虽然是日本留学生，也算日本通吧！可是日本国在1935年前后遇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日本日薄西山，一蹶不振。经济发展规律是波浪式的，由高峰到低谷，又由低谷到高峰。日本人也在准备，也在调控经济，甚至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国人并不能接受蒋介石的拖延时间的观点，如李宗仁、冯玉祥和国民党的元老们，大都抱着对日决一死战观点。而青年军官们又普遍是速胜论者，尤其是二十九军的青年军人。可惜，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不时兴“下克上”，讲究一切行动听指挥。几次冲突事件的模式都是：
日本军人挑起事件——冲突——中国方面赔礼道歉，惩罚肇事者。
窝囊之气，愤懑之火，早已郁积于胸。摩擦事件不断产生。日本人自5月在华北增兵以后，经常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名为演习，实为挑衅。日军蛮横、恶劣的行径已使中国人忍无可忍，何况驻防于此的年轻军人？鉴此形势没有更好的办法，以演习对抗也算一策，常常是日方演习，中国军队在其两侧也以演习对抗，当时人们谑称：“烧饼夹肉。”可惜，这也只是精神上演习演习，为中国人争争面子，而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在以后的实战中即已证明。
日方军部对华北的兵力部置、装备使用等都进行过充分的估计。尤其是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对华北的军事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日本军部多次分析研究，才确认田代司令官率8400人的精锐日军可以对付二十九军的10万大军，至于兵力部署，何时何地演习，演习项目等，都经过精密计划。比如，日军为什么一个劲儿在丰台叫劲儿，道理何在！日军为何在长安街进行巷战演习？而中国人注意点却在“日方踏坏民房”，“履带将东长安街的路面压得凹凸不平”，“小姑娘被日本坦克轧成肉泥”。为此而义愤填膺。实则对日军准备侵占北平时的巷战并不太重视，战事发生后，方才顿悟，而那时更没有认真研究的时间了！
中国军人称“烧饼夹肉”为对抗演习，虽然有部分对抗的意思，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被动演习”。实已被日本人牵着鼻子。但按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会称之为“争气”。
华北当局就是在这种危机之下，在战斗力的部署、国防工事构筑、战略物资的准备等，也都是马马虎虎，甚至毫无准备。尤其对日方的意图和动向，更是若明若暗。日本军部曾考虑过以5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华北，华北当局甚至中央政府都毫无察觉。自1935年7月二十九军进平津，兵力粗定以后，再没根据形势需要和发展，做进一步的调动和部署。对佟麟阁、张克侠和参谋长张维藩提出的两种方案的研究讨论，也不了了之，即使没有通过“以攻为守”方案，也没落实沧洲——保定防线方案。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以后，财力物力人力都已是以往难比，高级将领买房买地花天酒地现象陡增，有点像李自成进了北京。而战略物资准备，却极不充分。在这样大的前题之下，那种对抗式的演习不过是应景文章，带着一定的象征性。
现在有的史学家、回忆录家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谈着二十九军的大演习：国耻演习，固安大演习等等。
我想说：面子是没有价值的。面子是什么？“面”是脸的意思，“子”该是儿子，洋人说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的解释为“只顾外一层，不管实际内容。”也有人解释为“虚荣第一，实质第二。”看来洋人还是懂了这意思。
日本在华北增兵，华北驻屯军的升格，按日本人说，它还有另一种意义，即：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成为平等规格，以扼制关东军再干预华北问题。
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日本帝国的社会制度，似很近似但有结构上的不同，又有观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不同。日本是议会制，近似英国式的民主体制，但是，日本天皇有最后决定权，大事不决，可在御前会议上由天皇“圣断”。天皇并不主持日常事务。国家政策方针一般由内阁制定和决定，而日本的内阁又非常软弱，动不动就是总辞职。倒不是因为天皇权力太大，而是军人制约内阁，日本的政治又是外重内轻，驻外的关东军、朝鲜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台湾驻屯军四大常备兵团，虽然直属日本陆军部领导，而大有鞭长莫及感觉，这些驻屯军往往各行其是，对陆军部阳奉阴违，好像接近猎物的狼群，愈靠近血腥的气味者愈难控制自己的食欲。所以人们说日本的政治是“下克上”、“外重内轻”。
话说回来，日本在华北增兵和升格的手段也确实起到了扼制关东军的作用，关东军不便再向平津伸手。但是关东军，尤其是关东军的少壮军人们是不甘寂寞的。
1933年间，内蒙古五大贵族发起自治运动。1934年，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并答应给所需要行政费，实际却分文没给，内蒙古方面很不满。
另一方面，关东军建立“满洲国”以来，为了西边国境的安泰，有计划地利用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内蒙古运动的头领之一，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左旗旗长德王（政务厅长，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