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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氏兄妹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
21日，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通知张学良、杨虎城，他的部队“奉命西开，祈勿误会”，但，电文中未说明奉谁之命。
“马电”引起南京政府军政大员惊慌。何、孔等怀疑宋哲元与韩复榘联合行动。
第二天，宋偕秦德纯、邓哲熙匆匆赶往山东德州与韩会晤。韩兴致勃勃，见宋即抖搂出个包袱：
“明轩兄，你知道老蒋一生都干了些什么事？”
宋哲元感到没头没脑，怀疑他会发出类似“檄文”一样的话，未及开口，韩大概觉得这个提问艰深难答，于是自己回答了自己：
“其实，这老蒋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就是赚钱，一件就是撒钱。看懂了这一点，其实那个委员长的角儿，谁都能当。这回他蔫了！”
宋、韩在西北军的时候，虽是袍泽，但在冯大帅严厉的管教之下，韩并无此放达，宋、韩又有上下级关系，韩见宋总是恭而敬之。但宋也感到韩属“控他型”而不是“他控型”，往好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领袖型”，往坏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野心型”。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是“控他型”的问题，而是失控了。宋才略略明白，“马电”中所提“英明壮举”是何用意，宋说：
“向方兄，‘马电’是否莽撞，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反而不利于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结果只能使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
韩突然收住话题，宋见说话机会，向韩力陈利害。最后说服韩，韩同意与宋联名，发出“漾电”，电文如下：
“……慨自西安非常事变，举世惊痛无已……万不容在国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所谓亲痛仇快者是也。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以上三义，夙夜彷徨，窃维处穷处变之道，回与处经处常不一，似宜尽量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适之解决，设趋极端断然之途径，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不堪收拾之时……倘蒙俯察，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以后，宋哲元几次失策，甚至丢失北平城，蒋介石替他转圜，没拿他做“替罪羊”，据有些人解释，与在西安事变之时，宋支持蒋有关。也为韩复榘终被蒋所杀留下伏笔。
作为宋哲元个人，其与韩复榘、石友三等翻三复四的人不同，与张学良这样少壮军人也不同，甚至与城府很深深通官场的其他将军和政客也不同。宋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较深。蒋、冯、阎大战后，在形式上韩复榘、石友三、吉鸿昌、庞炳勋倒向蒋介石，而宋哲元心里已认为国家之君即蒋，可惜的是，蒋一直拿他做异己，也是蒋狭隘之处。
话说回到“西安事变”。这里引用一段日本现代史家伊藤正德的说法：
“……发生西安事件……结果使蒋委员长决心在民族战争的基础上，对于日本军部的侵略从事长期抗战……在这种情势之下，土肥原使‘华北五省独立计划’，不得不像童话一般宣告破灭。由于国民政府渐趋积极的态度，遂使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纷纷宣誓效忠中央。而冀察政权的内部，亲日派也在逐渐的遭受淘汰……”
1936年在混乱纷纷的局势中过去，往事不堪回首，未来又怎能展望！人们心情沉重，余悸在心。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1937年的开始并不是狂飚突起，也不是纷乱纠葛。年初是一种罕见的平静。
美国的中国通拉铁摩尔曾对人说：
“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
以沉着、圆滑、老练著称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尔·E·格鲁写道：
“这个运动我常常谈到，并视之为恰似海边的浪潮，坚信潮是在涨，而不是在落，重涨起来的侵略扩张运动的浪潮必定要比以前的潮水冲得更远……”
日本政局自1936年“二二六兵变”以后，军人更加跋扈专横。“二二六事变”至使冈田启介内阁倒台，促请东久迩宫大将出组皇族内阁。建议流产。于是日本各地谣诼朋兴，风声鹤唳，人人害怕另一个“二二六事变”又将来临。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少壮军人的淫威之下觳觫战悚。在此形势之下，成立了广田弘毅内阁。前面已经提到，广田内阁已经成为军部的傀儡，政权已经落到陆相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两位大将之手。
广田内阁寿命半年余，于1937年2月倒了台，又由曾任过陆相的林铣十郎大将，组成军政府，军政府面临着军政矛盾和国内外各种危机，寿命更短仅仅3个月，于1937年5月末宣布总辞职。
为平衡以天皇为中心，协调军部与官僚政党之间关系，6月4日，由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出马，组成新内阁。近卫文麿年仅45岁。被报纸和国民誉为“青年宰相”。近卫是平安时代历任辅佐天皇大臣之职的五世家之首。从近卫文麿的祖先藤原镰足算起，已是46代。作为日本最高的名门望族的近卫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已达一千数百年历史。近卫和天皇就像是一对亲朋好友。表面上看，近卫对天皇甚至有些不礼貌，实际上这是与天皇家世代亲密的表现。他的组阁当然有很高的权威性。
近卫于14岁时世袭公爵，后入京都大学就读。早年一直在西园寺公望公爵的扶持下活动于政界。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他任宰相后，对军部的行动和对处理中日关系，态度一直模糊，有人说他城府很深，也有人评价他犹柔寡断。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精心，生怕患上什么病，就连生鱼片也得煮着吃。医生告诉他，每天照日光浴，从脚尖照起，每天向上照两寸，他就忠实照办。
他和夫人在轻井泽落满火山灰的小路散步。近卫边走边说，照这样下去日本将灭亡，应该决心舍命打开困难的局面，“为国家舍生命，万死不辞。”他精神抖擞地说。
忽然，天空响起了出乎意料的雷声，夫人回头一看，近卫竟躲到近处的一个大树洞里，雷声过后，他才从树洞里出来。夫人讥笑他，“能万死不辞！被雷声吓得躲进树洞里！”1937年在近卫首相任期内，日中全面开战。从开战起，他确信定将战败，可惜当时他患有痔疮，不论去哪里，都要在屁股上垫一个充气的胶皮圈。所以，后来他亲近的人遗感地说：“如果近卫公爵的痔疮不那么重，也许能避开这场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对中国是否发动全面战争，近卫犹豫了4天，终于同意军部的观点——膺惩暴戾的中国军队，向华北派遣3个师团的兵力。到战争后期，日本面临战败，近卫也像中国军阀一样迷信起巫术。把巫婆请到宅邸，询问自己前程，卜测国家命运。并请巫婆把先祖镰足公（藤原镰足）请来指点迷津。微胖的老妇人和中国的巫婆似是同出一辙，是会鬼魂附体的。
老妇人身体开始颤动起来，接着全身大摇大晃，大睁双眼，连眨也不眨。突然，她横躺在榻板上，一会儿又坐起来。接着，她闭上眼睛，老妇人举止稳重，说话变成了庄重的男人的声音，并且在悠悠然地作着手势：
“文麿，我是镰足，一晃1300年过去了……”
近卫两手着地，平伏在地上：“是，是……”
1937年新年伊始。也就是美国人说的“退潮”。除了田代司令官纠住建沧石铁路、开龙烟铁矿、修塘沽码头以外，又在华北各地，首先在北平、天津周围大建兵营、飞机场，以积极准备开战。在东京已经多次商讨过对华全面战争问题。那些少壮军人不断以各种形式向政府、军部要求“对南京政府一击”，如：
2月1日，海军军令部第三部在《综合情报》中要求对既定对华政策再作研究，准备和战的两手。
3月上旬，日军参谋本部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关东军参谋大侨熊雄主张：“……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挫伤蒋政权的基础……”
5月下旬，来华北了解情况的井本熊男回国后向参谋本部汇报：“……大多数意见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
6月5日，来中国东北、华北等地了解情况的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向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
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对新政府建议：“……
如我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
与此同时，日方开始积极军事准备。
3月24日，70艘日本军舰开到青岛，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登陆演习。
4月1日，日本海军派遣野村等人勘察塘沽港口形势。
4月2日，日本海军武官齐集天津，会商兴筑塘沽港口，以备开战后运送军队给养和弹药。
4月，把国名改称“大日本帝国”，似乎是向国外宣言，若有反抗我国者，立即将其击退！
5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承德召开军事会议。
5月8日，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热河。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率参谋们，在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
之后，参谋公平与井本又奉命到关内旅行，侦察各地情况。他们先后到过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现呼和浩特）、大同、太原、济南、青岛及华中等地。6月底回国。
平津地区华北驻屯日军演习，比上一年更加频繁。如：从4月25日起，在平津近郊战斗演习。
6月开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