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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陆军大臣杉山的派兵方案，在五相会议上诺诺连声中通过了。只是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陆相提出的派兵方案做了小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如，将“卢沟桥事变”改为“华北事变”，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好在这些昭和军阀们并不在乎咬嚼几个文字，也未计较，就算同意了。
下午3时20分，只用了40分钟的内阁会议，决定了接受五相会议的决定，并议定“要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实际上内阁通过决定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意义是利用内阁进行举国战争动员。
下午4时，首相近卫到叶山皇室别邸见驾。看来近卫的举止似乎对天皇不甚礼貌，近卫每次见到天皇都显得较为随便，这只不过他们如兄弟般亲密的一种表示。他们信口谈了些事情。20分钟后参谋总长载仁和陆军大臣杉山元也赶到了。
近卫和杉山谈了内阁出兵决定以后，天皇问了类似拓务大臣那样的疑问。天皇似乎对预定打到保定一说并不深信，但也没另提出疑议。天皇把中国有两个月时间就会屈服的话，问了一遍，杉山做了极为肯定的回复。天皇就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包括稍后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官奏请的海军用兵事宜。
军人能够决定国家对外用兵，能够决定对另外一个国家宣战，能够简单而顺利地在内阁和御前通过，日本二战期间最后一任外交部长重光葵曾这样评价：日本政治的死亡。
当日（11日）晚7时，日本政府发表了声明，其要点如下：
“……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了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
惟华北治安的维持为帝国及满州国紧急之事……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向华北派兵……”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11分钟后，即18时35分，日本参谋总长就对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临参命第56号”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飞行集团一部（6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等部开赴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21时40分，参谋总部又发出“临参命57号”令，命令驻朝鲜第二十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这天夜里，参谋本部和军令部门各有关方面都发出了必要的准备命令。日本的海、陆、空各军种都做了紧急动员。
翌日晚间，首相近卫邀请政界、言论界和工商界领袖们到首相官邸，首相亲自出面要求他们对政府的决心予以了解和支持。
过去，如“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都是走在后面，而被军部牵着鼻子。这次相反，首相先发采取主动，进行战争动员，政府首先出手，与军部作战争竞赛。据说近卫是采纳了亲信的意见，这样可以利于事件解决。
声明宣布不久，军部的独断专行，很快使天皇和首相，大多数的日本政府官员，各地民众忧虑起来。甚至使近卫想搞掉陆相杉山。
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积极从事谋和活动，公开主张在华日军撤到长城以外。又想尽方法钻门路找关系，运动近卫文麿首相，请他下定决心，亲自到南京乞和。他通过内阁书记官风见章，对近卫首相提出了直接与南京谈判案，近卫首相对此也表示同意。
近卫首相本人，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到10天观点又转了方向，认为卢沟桥事件只能和平解决。又暗中准备与蒋介石和谈。
19日，风见章书记官为转达石原氏的方案，拜访了近卫首相。首相正患痔疮，躺在床上。听完了石原氏的方案，首相表示决心说：“我本来身体很弱，不知道能活着为国家效劳到何时。我如果能飞往南京，与蒋介石直接交谈，那就要豁出命来立即施行。现病卧在床，但可以由一个护士陪着去。”
在这之前，首相找来日本老政治家西园寺公爵的私人秘书原田熊雄，与其商谈与中国政府和谈之事。
西园寺公爵是当年日本仅存的一位无志政治家，他的实际权力，甚至在天皇之上。因为所有的日本新内阁首相都得由他推荐。而且，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倘若不能获得西园寺公爵的支持，他就很难干下去。原田熊雄是西园寺公爵唯一的耳目，通过他联络各方代表。他这位私人秘书，具有充分代表西园寺公爵说话的资格。
7月19日，石原氏又力图说服军部首脑，向陆相杉山元、次长梅津美冶郎和军事课长田中新一表示反对出兵华北。他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日中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会像西班牙战争时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泥沼之中。此时在华北的日军应一举全部撤退至山海关。并且近卫首相应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谈判，解决日中两国间的根本问题。”
梅津反问道：“石原部长向首相谈及此事时，首相有信心吗？在华北侨民多年的权益与财产能放弃吗？能保障满洲国的安定吗？”
这位“关东三羽鸟”的谈话，应该说是很失败的，重要的是军部开始注意首相的动向。
近卫首相又以身体很弱为由，改变信誓之言又想派遣外相广田弘毅访华，谒请蒋介石和平解决中日纠纷。近卫甚至说：
“广田外相倘能抱定非常之决心，亲赴南京直接谈判，即使交涉办不成功，最低限度，也可以让世界各国了解日本的意图。”
原田熊雄当下就答应了近卫，将他的决定转陈西园寺公爵。5天以后，经过多少观察与审慎的思考，西园寺公爵通过原田熊雄答复了近卫文麿的请示：
“中国可能不再相信广田弘毅，最好是近卫文麿亲自到南京走一趟。”
然而，近卫文麿却还在忌惮日本皇道派军官的跋扈嚣张，横蛮无理，他迟迟迁延，踌躇不决。先是央请孙中山先生的一位日籍友人秋定辅，请他秘密往见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肖叔宜，希望肖代为联络，并予协助，让近卫能够派遣一名特使，到南京求和。
之后，这已经是7月23日，近卫首相又获得西园寺公爵的指示和肖叔宜的联络与协助。首相又邀请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充任他私人代表，秘密潜赴中国南京，晋谒蒋介石。
7月23日深夜，宫崎龙介乔装易服，穿上便衣，悄悄离开东京到神户，预定搭乘24日由神户驶往上海的“长崎丸”，直驶上海，转赴南京。可惜的是，有关宫崎龙介赴华乞和的往返电报，早已被日本军方截获。宫崎龙介正杂在人丛中依序登轮，跟踪已久的便衣宪兵，不由分说上前逮捕。近卫首相的乞和密谋，居然被日本军部无情地揭露。
日本军部逮住了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堂堂日本首相居然拿他们无可奈何，更加助长了少壮军人的气焰。近卫首相忧思焦虑悲愤交集，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近卫下令准备好专机，准备亲自飞往南京，亲自向蒋介石乞和，遏止中日间行将全面展开的大战。
专机已经发动，螺旋桨已经嘭嘭嘭地转了起来，近卫首相的专车秘密地开到了飞机场，当下就被冲上来的少壮军人们截住，因为少壮军人们已经侦得首相行动的消息。少壮军人拦住了首相的专车，令其转回官邸，不准首相登机。近卫首相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他知道这些少壮军人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也不惜在此再发动一次类似“二·二六”式的政变，他们可能马上举枪向他射击，把他打成血肉一滩，或是将飞机击落。首相只好乖乖从命，调回车头转回首相官邸。
近卫飞华乞和再度受阻，和议马上趋向低潮。少壮军人悍然不计一切，准备蛮干到底，中日大战已属无法避免。
再说，7月8日中央政府就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同时申令二十六路军军长孙连仲，率领所部两个师，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的三十九师兼程北上增援，并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
下午，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口头提出严重抗议。可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却在7月6日由南京去上海转青岛到天津去了。日本外相电告川越茂，已发生卢沟桥事变，命川越速回南京，川越茂在天津逗留不回，外相无法，只得任命在返国述职途中的汉口总领事三浦义秋为返任督促使，去督促川越茂返任。
7月9日，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三将领联名向南京参谋本部、外交部、军政部电呈前线情况。
同日，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再度赴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一名参事重申口头抗议，陈介正告日：
“根据我方所接获的报告，卢沟桥事件其责并不在我，显系日军挑衅，特严重抗议，并且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中日关系已臻重要关头，不容再趋恶化，贵方应立电华北驻屯军，速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速据正确事实，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态扩大！”
日方参事虚与委蛇，强调日方并无意使事件扩大，并答允立即通知华北驻屯军，制止军事行动。
卢沟桥战争打响之后，副军长佟麟阁即派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副参谋长张克侠，军法处长邓哲熙3人前往山东乐陵向宋哲元汇报情况并力陈主战观点。
宋很赞扬，决定克日起程回平。此时忽先后得到蒋介石、何应钦来电，要宋到保定坐阵指挥。何应钦还特别强调勿到天津，免为天津群奸所卖。宋与何一向不睦，此次一再强调其去保定，不能不令生疑。而对蒋的抗战决心也有疑虑，是否抱着坐收渔人之利的态度？中央把其推到前面，然后掣肘？二十九军如若和日本人硬拼，其结果必是二十九军被打残，撤出平津，中央出面言和，自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平津直至今天的二十九军黄金时代即告结束。另外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