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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们拿出前明李贽的“童心说”，对理学家宣扬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思想进行了批判，正如“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李贽认为人不能被传统礼教所束缚，主张冲破一切传统藩篱，追求自己独特个性的生活，鼓吹心灵的觉醒，歌颂真实的人生，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与欧洲冲破中世纪藩篱的文艺复兴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从思想领域瓦解敌对势力的招数，对东岸人来说也是第一次实施。他们在国家情报总局的牵头下，将李顺政权当做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观察这种思想武器的效果。当然他们也做好了失败的充足准备，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守旧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虽然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冲破传统旧秩序的思想领域的变革，如人文主义思想，但这种思想在欧洲此时已渐渐成为主流，可在中国自从诞生后就一直是小众的异类，始终未获得多少人的认可，拿来招揽信徒、团结同志可以，但若想靠这个一举突破旧社会的枷锁，还离得很远，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不间断的思想领域的洗礼，使得更多的人认可它，正所谓西风东渐是也。
好在李顺政权对东岸人也比较信任，推行起这种所谓的“新政”也比较雷厉风行，并且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尝到了一定的甜头，故不论地方士绅及他们掌握的舆论界如何口诛笔伐，他们始终坚定地维护了新兴的工坊制造业和商人阶层。而这些商人阶层也比较机灵，通过与大顺军阀们的集合，政治上获得了靠山，然后开始在经济上资助信奉李贽、顾炎武等人启蒙思想的所谓“新儒生”，让他们想方设法为自己这个群体说话，在舆论界发声，虽然目前看来效果还很不理想，但比起前明时低下的社会地位已经强上不少了。至少，在李顺政权治下，他们不再是那种任人宰割、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带有原罪的“逐利之徒”了，这就足够了。
郭普夏的副官对顺国思想领域的社会变革也进行了重点描述，指出国家情报总局搞出的这通社会实践目前看来对李顺政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从长远来看，如果李顺政权的接班人能够保证政策持续性的话（即接班人不要被传统士绅给同化），未来肯定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才是他们能够战胜表面上看起来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清国的最主要依仗——当然也少不了东岸人的支持，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三十七章 渐渐明晰的局势（三）（）
“……1665年的北京，曾经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那就是掌握朝政大权的鳌拜力排众议，同时在开封、锦州、汉中三地训练四支新军，以适应越来越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统领这四支新军的将领中，倒有两人是汉将，分别是开封新军统制张勇、汉中新军统制赵良栋，如果再算上隶属于汉军旗的锦州新军统制孙思克的话，那么这四支清帝国重金打造的新军部队，倒有三支是由汉族将领指挥，除了图海一手组建、训练的锦州新军二期。”
东方的天际已经泛起了一片鱼肚白，看了一夜稿子同时也修改了一夜稿子的郭普夏，揉了揉有些酸涩的双眼，放下了手里有关清国的稿子。这些文稿，是他手下一位资深情报官员创作的，风格与上一篇有些不同。而且因为获得清国信息的渠道有限，因此很多部分流于猜测，一些观点也有待证实，所以文章内容在一些人看来也许没那么令人信服。
文章是从东岸人资料最多的军事体制的改革引出的，着重指出了清军现在并行的三套军制，即八旗军、绿营军和新军。
“……八旗军由每单位300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国皇帝支付军饷及赐予田产。佐领以上的八旗军军官每隔五年左右就会在各部之间调动任职，以防止宗室清贵或统兵大将拥兵自重。这是一种成熟的军制，也能令君主能够安寝，不至于稀里糊涂地死于宫廷阴谋之中。整个帝国目前大概拥有此类军队20…25万人左右，但我们对这个数字表示高度存疑，因为有情报显示，清帝国满蒙汉八旗成年男丁加起来也不过才25万人出头的样子，这意味着他们将绝大多数成年男子都算入了军队数量之中，或者正如他们所言，年龄在15岁以上、60岁一下的男人，都要服役，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绿营军的规模庞大，几乎达到了五十万人之众，也许有六十万人，我们没法确切地统计。在1645年的时候，绿营军规模最大时可能达到了八十万或一百万人之多，这是因为前线将领们收编了太多的降兵。在此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清廷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这是一项极有魄力的行动，保障了帝国财政的健康——现有的绿营军每年需要约400万两银子及数量不详的粮食、布匹、盐来维持——同时也勉强护卫了帝国的安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绿营兵是世袭制的，待遇非常一般，且近些年来还经常遭受上级的克扣，士气下落很快。若早些年他们还能与我们的仆从军进行比较的话，现在已经不配与进行全新整编后的新军部队来比较了，从各方面都不如。”
“……新军目前有十万人左右，这是清帝国目前情况下所能维持的极限了，除非他们愿意裁撤绿营兵的编制，但这似乎并不能节省多少财力。在这十万人的新军中，锦州新军分两部，一部由图海率领，约四万人，其中颇多满、蒙、汉八旗子弟，另一部由孙思克率领，约二万人上下；河南新军由老将张勇统率，规模在二万人以上，汉中新军由赵良栋率领，规模在一万五千人左右；再算上北京神机营中洗练火器战术的五千名士兵，清帝国新军总规模达到了十万人上下，即便放在欧洲也是不小的规模了。”
“……当然了，考虑到火枪、火炮装备的比例，以及诸如士兵待遇方面的差异，清帝国维持这十万人新军所付出的代价，未必就比奥地利人维持3…4万名常备军的花费要高多少。不过他们现在很多火器自产的质量越来越好，在可预见的将来维持军队的成本会缓慢下降，除非他们决心进一步提高火炮等技术兵器的配备比例。”
“……如果说待遇和装备仅仅是军队战斗力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清、顺、明军中间存在的一个共同的痼疾则严重限制了他们军队的战斗力。根据训练清国、明国新军的德意志雇佣军官叙述，无论是清国还是明国军队，他们都很难使得中、上级军官参加训练，因为他们认为与普通士兵在操场上一起参加训练是有失体面的。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些中层和高层军官在军队中拥有不参加直接战斗的特权，因此很难说这些人对于新式的战法有多了解。当然或许他们私下里也会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学习新式战法，但这就不为人所知了。总而言之，清国新军的战斗力不宜过分高估，水平可能也就和我们这些年整编出的五个整师的新军相当，也许本土作战时有一定的优势，但如果出外远征，效果可能不会太理想。”
看得出来，由于情报来源的因素，这片描述清国状况的报告给予了军事方面很大的篇幅，不过就内容本身而言，大体上却还比较符合事实，尤其是那些有关清国军队规模、装备、开支、训练和战斗力的描写，是通过收买的一些曾参与过清国军队现代化训练的欧洲教官了解到的，也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了。
这样的军队，郭普夏认为东岸人在地形——比如胶莱新河防线、四明山、会稽山等等——的帮助下，守住宁波、登莱问题应该不大，除非清国方面倾尽全力来攻，但这显然不可能。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清国军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应被尊重的，他们在对顺国、明国时拥有很大的优势，这毋庸置疑。
“……与南方李顺政权控制区有所不同的是，庞大的清帝国的农业成分要远超他们。这个国家超过一半的土地以小麦种植为主，与欧洲和东岸类似，其中西北的甘肃及部分青海地区以春小麦为主，河南、山西、陕西以冬小麦和小米为主，河北、安徽、江苏、山东以冬小麦、高粱及海外传入的新作物为主，其长江两岸部分府县还出产大米、茶叶、油菜籽和其他一些作物。每年夏收、秋收的情况都要第一时间呈送北京的朝廷，由皇帝本人与各级官员评估粮食收成的好坏，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政策，你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有些奇怪、古老的预算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庞大规模的军队及战争带来的压力，地方州县的财政负担并不轻，因此很多州县会时不时地上报‘歉收’，以抵制北京朝廷要求的增加缴税额度的愿望，而帝国政府因为体制及统治方式的原因，往往无法对此作出准确的判断。”
“……虽然税收负担不轻，但因为明朝末年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现在虽然大大恢复，但人均拥有的土地仍然十分可观，农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灾难，比广东、广西及西南一带明朝统治下的农民们总体而言要轻松一些——当然战争的临时加派、地方官吏的贪婪以及盗匪可能的出没，都会导致农民的生活状态在短期内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总体而言，清帝国建立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作为其统治核心的北方的人口、粮食产量都有了巨大的增长，水利、灌溉、储量设施都得到了更新乃至扩建，这对于农业形态的社会而言十分重要。”
“……最近十多年以来，根据我们的观察，清国农田种植面积之中，像桑树、茶树、棉花、芝麻、大豆、玉米、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