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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历史转折邓小平心中有数，陈云珍藏提纲（一）
谈到遵义会议，还有两个参加者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赫，但以后对中国革命的作用非同小可。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和陈云。
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负责会议记录。从各种遵义会议的回忆录中，我们没有看到邓小平在这个中央政治局一级的会议中发过言，这是由他当时在党内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他虽然默默无声地埋头记录，但可以肯定地推论，他完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举双手赞成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者指挥红军的局面。
之所以这样肯定地推论，是因为邓小平是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批判的大名鼎鼎的“邓、毛、谢、古”事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左”的危害比别人有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
1933年3月，从江西会寻安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仅两个月后就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左”倾领导之间产生原则性分歧。反映这一分歧的直接导火线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然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
于是，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和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帽子。
1933年3月21日，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不久，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4月16日，在江西省委召开的江西党组织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左”倾领导人的蛮横面前，第一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丝毫没有妥协，他正气凛然，“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此时，由于毛泽东被剥夺了在党和军队的发言权，原来与毛泽东比较接近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比较拥护的人，也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追随者而遭受批判和打击，整个瑞金城到处是“左”的口号声和脱离实际的空话……
“乱了，乱了！”邓小平遥望窗外，心急如焚。他急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为根据地和红军的命运担忧。
这一年，邓小平年仅29岁，正值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之时，有一股子不信邪的劲头。他把检查当作阐发自己对错误路线认识的机会，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至“寻乌事件”，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同时大声疾呼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并提出为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检查”送上去了，“抗拒批评”的帽子很快就又戴到了邓小平的头上。
“左”倾领导把邓小平的检查登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并冠之以《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题目，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邓小平仍不妥协，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一遍又一遍写“检查”，一共写了三次“检查”，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以更犀利的笔锋去敲打“左”倾同志发热的脑袋。
这样的态度，把“左”倾领导彻底激恼了。他们将邓小平带到临时“审讯室”，挥舞拳头，拍打桌子，大声喊叫：“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镇定自若，强压心中怒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说完，转身往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此后，邓小平隔几天被“提审”一次。他的妻子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来到“拘留室”找他，这个“打不倒的”硬汉子咬了咬牙，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
“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有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万般无奈，“左”倾领导给了他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把他下放到中央苏区边境的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尔后又到宁都去“劳动锻炼”。
与此同时，“邓、毛、谢、古”中的另外三位同志也受到不应有的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并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事实上，这三位受处理的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成员。1935年4月率领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30岁。
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古柏，受到“左”的批判后，曾做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与他们三位相比，邓小平还算不幸中的万幸。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得知邓小平被撤职后在农村劳动的事，对“左”倾领导把这么一位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既有政治远见，又有军事才能的军事干部放在一边不用很不满意。于是打电话给临时中央，推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工作。在王稼祥的力荐下，邓小平终于得以返回重要工作岗位，继续施展他的抱负和才干。以后邓小平还担任过《红星》报的主编。中央红军长征进遵义后，他调任中央秘书长，所以才有参加遵义会议、并在会上作重要记录的机会。
第三章 历史转折邓小平心中有数，陈云珍藏提纲（二）
从以上邓小平的经历看，他拥护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邓小平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连邓小平本人都没想到，他30年代因执行毛泽东路线挨整这件事，竟对他以后的政治生命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第二次被打倒。1972年，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政变未遂、叛国出逃身亡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在一生中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这个批示中所谈到的“人才难得”等因素，发生在40多年前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没有忘记邓小平当年挨整，就因为他是“毛派的头子”。这一记，就记了整整40年。
陈云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比邓小平高。他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虽不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那么大，但也相当重要，特别是他为传达和宣传遵义会议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长征开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