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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在组织上，为了执行其冒险计划，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错误更为完备。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推行，使党的事业受到了很大损失。在白区，各大城市的罢工和起义相继失败，许多党员、群众惨遭敌人杀害，两个多月中，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被破坏。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广大干部和党员都强烈要求纠正这一冒险主义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批评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制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恢复了党团工会的正常工作。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错误，接着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上是有功绩的。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整个工作逐步向正确轨道转变。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立三路线”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集团感到极大震惊。1930年10月，蒋、冯、阎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接二连三地进行军事“围剿”，并把“围剿”的重点指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先后纠集10万、20万、30万兵力，向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歼敌7万余人。
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军民也英勇地反击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工农红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本原因在于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踊跃参军，从多方面支持革命战争。没有广大贫苦农民的全力支持，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些胜利也同毛泽东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分不开。它主要是：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这个异常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它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的。它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相结合，形成了一条适合当时中国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对于这条军事路线，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作了更为完整的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
第二讲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
在革命形势日趋好转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危害最烈，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严重危害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本应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团结一致，继续努力，以彻底纠正“左”倾错误，但是，事情陡然发生了变化。1930年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留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对立三路线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丝毫揭露和打击”，攻击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错误的在党员中号召改造中央，要求召开四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在此期间，王明发表了《两条路线》这本小册子（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成为新形势下“左”倾错误的总纲领。
1931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议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决议案错误地认为，立三错误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右的实质，强调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米夫的操纵下，会议补选王明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会后不久又升为政治局常委，掌握党中央的实权。
六届四中全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其结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第三次统治。
王明一派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盛，更多理论的装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政治上：第一，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强调在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提出“毕其功于一役”，即“一次革命论”，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规定了一系列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左”倾政策。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夸大国民党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的口号。第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漠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低估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要求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斗争服从和配合城市工作，命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第四，在策略上，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把中间阶级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承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不承认也不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采取“打倒一切”的策略。在白区工作中，拒绝利用合法斗争，不注意斗争的适可而止。
在军事上：他们同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相对立。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主张取消党委制，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打仗一项，忽视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否认敌强我弱，以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阵地战，代替我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在组织上：他们大搞宗派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为贯彻其“左”倾政策，一方面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提拔到中央领导岗位，并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以实现“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不同意他们“左”倾错误意见的同志，乱扣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以对待罪犯和敌人的斗争方式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造成党内极其痛心的损失。
在思想上：上述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
六届四中全会不久，中共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经共产国际批准，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被捕叛变）等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责，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政策。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首先，断送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大好形势。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占中国的野心，悍然出兵袭击沈阳北大营我国驻军，侵占沈阳。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把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以内，只有一部分进行了抵抗。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三个月内就占领了我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开始向热河进攻。东三省的沦陷，使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次年三月，日本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州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政权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东北广大爱国军民组织抗日义勇军、救国军、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直接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了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停止剿共内战政策，一致抗日。国民党营垒也发生分化，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也反对不抵抗主义，有的违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投入了抗日。在这股抗日反蒋怒潮的冲击下，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5日被迫宣布“下野”，国民党的统治陷入混乱状态。面对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新形势，毛泽东等主张，在反日的口号下，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以团结广大人民进行抗日反蒋斗争。而“左”倾冒险主义者机械地搬用共产国际关于“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的公式，不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步骤，却认为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