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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激起了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第二天，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
“一二？九”运动的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12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爱国学生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的基础上，又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二？九”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觉醒，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起点。
（二）瓦窑堡会议
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迫切要求党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以来的国内政治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确定党的方针，以便更好地领导和组织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为了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5年12月17日，党中央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讨论了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系统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党中央和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新形势下的政治动向后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右翼可能采取中立；地主买办阶级也可能发生分化。这就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决议和报告还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特点，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只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改变敌我力量的悬殊状况；才能使革命形势由局部性转到全国性，由不平衡逐步转变为大体平衡状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分析阶级关系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特点的基础上，规定了党的斗争策略：“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党的这一斗争策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顺应了历史潮流。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比了统一战线策略和关门主义策略，指出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左”倾关门主义既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侵略行为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否认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又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否认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们“‘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决议号召全党投入到斗争中去，大胆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
会议决定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并对原有的政策做了调整。为了广泛地吸收各阶级、各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人民政权，所以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不没收富农封建剥削以外的土地，优待知识分子，保护和欢迎国外华侨，优待白军官兵等政策，以便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
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了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提醒全党记取1927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号召全党，在统一战线中要认真地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二、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
“抗日反蒋”的斗争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根据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错综复杂情况提出来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愿望，无疑是正确的。但自华北事变后，蒋介石的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其变化是：在对共产党方面，蒋介石有意同苏联改善关系，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支持，以遏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坚持军事“围剿”的前提下，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的途径，企图利用抗日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达到取消共产党的目的。在对日态度和政策上渐趋强硬，使日本侵略者没能从这个阶段的中日谈判中得到任何想要得到的东西。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国民党着手进行整军备战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年8月，日本卵翼下的伪军在关东军的策动和配合下进攻绥远，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抵抗，击溃了日伪军的进犯，全国人民展开了空前热烈的援绥运动。这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营垒内部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更大更多的分裂，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了。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内仍然坚持反共和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反动政策。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悍然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蒋介石还增兵围攻陕甘根据地，调迁部队追堵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竭力阻挠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企图全歼红军。
国民党的两面政策既使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有了一定的可能，同时又增加了时局发展的复杂性。1936年2月，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进行东征。东征红军在山西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阻击，蒋介石也调兵进入山西。正在此时，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于2月27日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分析了国民党政府一部分高级领导人主张联俄联共抗日、有同红军妥协的倾向，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五条联合抗日的意见，表示愿意同南京当局开始切实的谈判。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敦促南京当局幡然悔悟，在全国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国具体办法。这一通电实际上是向全国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经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宣言和蒋介石报告中的若干转变表示了诚恳的欢迎，同时希望国民党的政策能有彻底的改变，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与此相适应，在信中还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6年11月，潘汉年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联合抗日的具体意见。国民党方面在谈判初期态度比较积极，但由于蒋介石坚持“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以政治方式解决”的错误立场，陈立夫在会谈中提出了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必须取消的条件。潘汉年不辱使命，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谈判终未达成协议。
在此前后，毛泽东分别致函宋庆龄、蔡元培等著名爱国人士，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函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上层领导人，表达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希望国民党从过去的误国政策中摆脱出来，实现两党的重新合作。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团结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