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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文章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怀疑而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在1913年至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回国后，他在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同时，极其关注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发展。在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人类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随后，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还团结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组成团体，创办刊物，推动新文化运动向新的阶段发展。1918年12月，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除了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外，还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这批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先后在报刊上发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并且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在中国先进思想界中居于主导地位。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反复推求比较做出的必然选择；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阶级条件；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党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列宁这句话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一般规律。无产阶级政党既不是普通的工人组织，也不是一般的学术团体，而是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战斗司令部。这样的政党的产生，不仅需要具备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还必须是二者的结合。因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阶级就不能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工人运动就会走到工联主义道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工人阶级才能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工人运动才能形成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离开工人运动，就会丧失生命力。工人阶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流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因此，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形成伟大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这个先锋和桥梁作用，才能灌输到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工人阶级也只有通过这个先锋和桥梁作用，才能找到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先进知识分子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当然也就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
列宁指出：“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从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实际上是英、美、法、德、日操纵的分赃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无理拒绝。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示威游行。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一致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示威游行群众不顾军警阻挠，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赵家楼。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第二天，北京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北京政府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斗争持续进行。6月3日、4日，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学生近千人，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抗。
6月3日以后，当学生斗争面临夭折的危险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战斗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6月5日，上海工人首先声援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随后，罢工斗争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联合斗争的高潮。这样，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运动的主力由青年学生转变为工人阶级，发展成为有广大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群众爱国运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行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摆脱了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有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他们冲破了行会帮口的界限，第一次把分散的斗争汇成整个阶级的行动，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先进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中直接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世界观发生急剧变化。于是，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通过组织讲演团，开展平民教育、办通俗刊物、进行社会调查、组织节日纪念活动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迅速传播。《新青年》成为传播新思想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一大批宣传新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进步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涌现出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是，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也都以新思潮或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纷然杂陈，鱼龙混杂。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的知识分子出面充当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色。于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尖锐的论战。通过斗争，许多进步青年在对各种学说分析和比较中，认识了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自己的信仰。
当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思想界传播的时候，一向醉心于西方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和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答复胡适的挑战。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并行不悖。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主义的应用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指出，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现制度。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张东荪、梁启超等又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争论。他们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但他们奉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病症在于贫穷，因此救中国唯有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只有依靠绅商阶级才能办到。这实际上是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陈独秀、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