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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进一步批评了反冒进，认为反冒进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5月5日至23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刘少奇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听取了邓小平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了谭震林的《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反冒进造成我国经济发展1956年、1958年两头高和1957年低的马鞍形。同时批评了所谓“秋后算帐派”，要求“拔白旗，插红旗”。有关领导人不得不在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规定为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宣传中更是片面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
会议号召全党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并且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使党在指导思想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一方面对振奋全国人民精神，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促使党内“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大跃进”的方针，逐步取代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 、“大跃进”的实施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于党内“左”倾思想急剧发展，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由思想发动阶段进入了实施阶段。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4月，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工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商业工作以及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会议讨论通过和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和决定。
会议从对农业生产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不切实际地确定了工业生产的高指标。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3000亿公斤至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60％到90％”。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工业战线迅速赶上去，并使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移到工业方面来。会议正式作出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同时规定1959年的指标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两年超过英国的钢产量。
会议认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北戴河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会后，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几千万人（估计约九千万）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同时，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叫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乃至科学研究，写诗画画，都要大跃进，放“卫星”。这种完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造成人力物力巨大浪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北戴河会议后，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6万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99％以上参加了公社。“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泛滥成灾，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国民经济出现全面紧张的形势。
三 、党努力纠正经济工作中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分赴河北、河南等省农村视察，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对“左”倾错误做法有所觉察并着手纠正。于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在8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努力纠正觉察到的错误。
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他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批评了有些人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强调要划清两个界限；批评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他强调要保护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郑州会议后不久，11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武昌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作了准备工作。11月底到12月上旬，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针对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衷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衷于发展生产力，大力实现工业化，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只能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倾向，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针对那种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