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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之机，在党内组成了两个阴谋集团，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了极端。
第二，毛泽东的错误毕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必须把他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和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克服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阴暗面。但是，由于他对国内形势和党内状况的估计上发生了失误，因而采取了许多极端的政策和措施。正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所以在运动进行过程中，他本人还多次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始终不渝地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
他虽然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如，当他发现运动中“打倒一切”的错误后，也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保护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他虽然曾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他生前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的重要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得逞，这也为后来党顺利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使中美关系得到缓和，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建立和发展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些都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这些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的。
五、正确区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指从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这十年中发生的一场重大的政治活动，它是一个政治概念。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这十年独有的，为了同其它时期加以区别，所以这十年历史就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词来概括。但这决不意味着这十年我们党只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而没有进行其它工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必须加以彻底否定，因为事实已经表明它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但对于这十年党的历史，又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全部否定。因为，在这十年中，党和人民除了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外，还做了其他大量的事情，包括在任何时期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进行的生产和其他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严重影响，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例，据资料显示，国民经济“三五”和“四五”计划在受到“文革”冲击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96％和78％。从十年的整体看，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长。这十年，我国建立和发展了一批新兴工业部门，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等，这些说明经济建设仍取得了进展。这是因为毛泽东“始终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国务院的组织和工作”，“他认识到对经济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顶着压力，苦力支撑，尽量减少林彪、江青集团对国民经济的干扰和冲击，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并不失时机地寻求发展。
总之，这十年有破坏，也有建设，有错误，也有对错误的抵制、斗争和纠正，有大量坏人坏事、也不乏好人好事。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有可能把这十年党的历史看得一团漆黑，就有可能对这十年作出不公正的评价。所以正确地态度应该是，要把作为时间概念的“文化大革命”同“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区别开来，既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又要对这十年取得的成就加以肯定，这才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六、“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天下大乱”，使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缺陷、弱点以及存在的错误和弊端，充分地暴露出来，这就从反面给广大干部和群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从总体上看“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教训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指导方针的角度考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又把阶级斗争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是在认识中国基本国情上出的偏差。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某些方面存在的弊病，应该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都必须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面不能偏离这个中心，更不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而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得以发生并且持续达十年之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长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这方面的教育，以致使个人崇拜合法化合理化，并且发展到了宗教狂热的地步。正是由于个人崇拜的发展，才导致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
第三，必须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而不能倡导“无法无天”。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渐削弱和破坏，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看，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破坏了党的决策民主化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又是采取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实质上破坏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使党纪国法遭到了严重地践踏，造成了是非颠倒、社会动乱。
第四，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手里。权力过分集中于领袖个人手中，也是毛泽东可以以个人权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体制上的原因。当领袖人物的主张是正确的时候，这种体制上的问题还不易为人们所察觉；但当领袖人物犯错误的时候，党的组织又显得无能为力。正因为这个原因，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特别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认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第五，必须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首先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失误，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误。由于社会主义历史不长，当时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缺乏充分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教条化，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套脱离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对他的这一套主张，全党当时是普遍接受的。即使有少数领导人看到理论指导方面有失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力量挽回局势。这就从反面证明，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性。
第九章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
第一讲 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党经过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了从遭受严重挫折到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性伟大转变。
一、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一）揭批“四人帮”的开展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经过十年动乱，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政治上，大批干部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迫害，牵涉到一亿多人口的冤假错案亟待平反昭雪；在思想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篡改歪曲，“左”的思想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组织上，各条战线的相当一部分权力还掌握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余党和帮派分子手里，领导班子严重不纯；在经济上，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生产停滞，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此外，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社会风气也受到严重破坏。
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顺应人民的要求，首先抓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1976年10月1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从12月10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