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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多次在成吉思汗的大帐内与他单独长谈，耶律楚材做记录。耶律楚材的记录，后被整理为《玄风庆会录》一书。在谈话的过程中，丘处机明知道成吉思汗急于了解长生之道，他却没有正面回答，而想到自己沿途所见蒙古军西征造成的残破景象，深感这与全真道的道旨极不相称，丘处机答复说：“修仙须修阴德，必须去暴止杀。您起兵灭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但务须禁止残暴杀戮，才能使事业最后成功。”
成吉思汗又问治国之方，丘处机回答说：“要以敬天爱民为本。”丘处机还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现象，劝告成吉思汗应在蒙古汗国提倡孝道。丘处机特别向成吉思汗论述说：“只有统一中原地区并将之治理好，才能称为大国。要想治理好中原，就必须爱民，让人民休养生息。”
丘处机在赴大雪山途中，蒙古军西征所过之地，尸横遍野。所以，他曾作诗两首，赠予成吉思汗。其一诗云：“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他的诗意和情绪，为成吉思汗所察知，这对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决定班师，是否起了催促作用，未为可知。
但丘处机坦率诚恳，循循善诱，对成吉思汗的思想多有触动是可以肯定的。丘处机的高深魅力，深深吸引着成吉思汗，使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高兴地宣布：“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要他们按丘处机的话去做，又派人将仁爱孝道的主张遍谕各地。特别是在后期，成吉思汗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缓，对中原各地的一些武装反抗，成吉思汗改镇压为招安。这些变化与成吉思汗接受丘处机的劝告应当有一定关系。
不久，成吉思汗允准丘处机辞行回国，指示文武百官，备齐美酒佳肴、珍奇鲜果，在城外数十里，夹道为之送行。谁知，两人却从此永别。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逆耳忠言，却时时回荡在成吉思汗的耳边。丘处机回到燕京，驻太极宫尊为“大宗师”，被人们称之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门。
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针对宗教间的相互排斥争斗，丘处机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赐宫名为长春宫，且遣使慰问，诏书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这段渊源被后世的人们很是推崇，特别是对丘处机的评价，赞许极高。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评价他说，“以宗教的社会安定功能而言，丘处机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人”，体现了“仁爱无私、尊道贵德、包容通和、坚毅忠勇”的高尚品质。而在史学界是这样对丘处机进行评价的：丘处机以超常的见识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动成吉思汗，止杀救民，积无量功德。
第四章 反复无常的降与不降
在成吉思汗众多的对外战争中最让他头疼的对手要数西夏了。对于成吉思汗来说，对手的勇猛善战并不能让他止步不前，这样看来党项族的勇猛抵抗就不是这场时断时续历经22年的超长战争的主要原因。
西夏文明的最终灭亡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遗憾。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个与宋、辽（金）三足鼎立的少数民族王国——大夏封建王朝，又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因其疆域主要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部分地区，地处我国西北部，所以，历史上称之为“西夏”。
西夏是以古代羌族的一支——党项族为主体，包括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封建割据政权。从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算起到公元1227年被蒙古军灭亡，西夏189年的历史为中华文明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在这期间西夏经历了重武尚勇、安民求和、崇文虔佛、国道中落、族灭国亡的曲折过程。
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王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国号大夏，定都于兴庆府。西夏王朝建立以后，与宋时战时和，并不断仿效唐朝和宋朝的各项制度，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在广泛吸取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高，疆域面积不断扩大。
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夏曾时而对宋称臣纳贡，时而与辽联姻结盟，但正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这种避重就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立足策略，反而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敢与宋、辽抗衡，使之不敢小觑的重要力量，最终形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之势。
成吉思汗也是在征讨的22年间深受此战术的“毒害”。但事情往往就是利弊两分之说，在西夏从此战略获益的同时，其灭亡的祸首也是归于此战略。成吉思汗成为西夏灭亡的终结者。在成吉思汗眼中，西夏的这种反复的降与不降是一种带有瞧不起似的挑衅。这种长期的挑衅最终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性格的成吉思汗愤怒了，他决心停止这场无休止的游戏，彻底消灭这个反复无常的政权。这是成吉思汗给人的一贯感觉，只要他决心已定的事情，就会没有理由的成功。
西夏与蒙古的接触是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夕开始的。由于成吉思汗统一大漠草原的日益临近，他的地域也开始与西夏相邻。有了接触就会有矛盾，更何况两个利益集团的对视，战争是缺少不了的。从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西夏的1205年算起，到1227年蒙古军第六次出征，西夏被灭亡止，这22年是蒙夏关系激烈发展的时期，这种激烈的发展最集中表现的形式就是战争。
从客观各方面分析来说，由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部的崛起，就注定了其与西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西夏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当时极其重要的战略地带，是蒙、金必争的中间地带。所以就成为了众多强国必争之地。另外，蒙古若想攻金，必须首先扫除西夏这个后顾之忧。西夏可以作为蒙古军很好的物资配备和兵员补充之地。基于这些原因，成吉思汗是没有理由不让西夏称臣的。
其实，按当时蒙古军的实力和气势来说，西夏是挡不住蒙古军前进脚步的。诚然西夏要是很痛快地投降蒙古，他的结局也许不会是那样的悲惨，至少留给我们后人的西夏文化会比现在丰富得多。
西夏在成吉思汗的眼里是并不被重视的，成吉思汗的主要目标是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与金国的世仇及摆脱金国的统治都是促使成吉思汗消灭金政权的原因。但是，作为战略家的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未敢轻动”。他知道金国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筑有3000里界壕，军力雄厚，当时尚能击败南宋而称雄一方，因此不可轻视。
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虽攻占了金国的部分土地，但蒙、金仍处于对峙状态。成吉思汗审时度势，没有首先把矛头指向金国，而是选择了在辽、北宋及金、南宋两大势力斗争夹缝中求生存的西夏为突破口。谁知这个突破口并非成吉思汗想象中那样的轻而易举。蒙古军队同样与宋、金一样陷入了西夏的“迷魂阵”中。
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前三次进攻都属于一种试探性的进攻。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统军首次进攻西夏，从此拉开了六战西夏的帷幕。鉴于女真统治集团长期对蒙古族的残暴压迫，力量日益壮大的成吉思汗决计灭金。为防称藩于金的西夏的牵制，遂先发兵攻打西夏。成吉思汗亲率骑兵南下，相继破夏力吉里寨经落思城与乞邻古撒城（今地不详）。
当时的夏桓宗李纯佑见蒙古军强大而惧战，蒙古军纵兵掠瓜（治今甘肃安西东南锁阳城）、沙（治今甘肃敦煌）等州。4月，因盛暑将至，蒙古军撤退后，夏桓宗命修复被破的城堡，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此次，可以归结为天时帮助了西夏。这次蒙古军的大举进攻，让西夏感到了恐慌，虽然蒙古军最后退兵，但还是导致了西夏王朝内部的一场宫廷政变。夏桓宗李纯佑被废，李安全继位，称“夏襄宗”。
成吉思汗于称汗的第二年，即公元1207年，他又亲自统军第二次进攻西夏。这次成吉思汗以西夏不纳贡为借口，破其边防要塞斡罗孩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遣兵四出攻掠。继位不久的夏襄宗李安全是一个强硬的抵抗派，他集右厢诸路兵抵御。成吉思汗见夏国兵势尚盛，不敢骤进，屯兵5个月，因粮饷匮乏，于次年2月自引兵还。此次可以说是人和帮助西夏躲过一劫。
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率重兵第三次征讨西夏。是年3月，金叛将李藻、田广明等建议蒙古攻金，成吉思汗考虑到西夏军有可能突袭其后方，于是，仍决定率军出黑水城（今内蒙古狼山山脉西北喀喇木伦之滨），袭击西夏边防关口斡罗孩（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夏襄宗李安全命其子李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督兵5万阻击。蒙古军集兵猛攻，夏军大败，高逸被俘，不屈而死。
4月，蒙古军进围斡罗孩城，蒙古军派人临城招降，西夏太傅西壁讹答坚决应战。但寡不敌众，城池沦陷，西壁讹答仍坚持率兵巷战，之后兵败被俘。蒙古军乘胜南进，直抵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外围要隘克夷门（今内蒙古乌海西南）。夏襄宗命嵬名令公率兵5万凭险据守。战初，蒙古军屡被嵬名令公击退。双方相持两个月，成吉思汗乘夏军懈怠，据险设伏，嵬名令公引军出击，中伏被擒。蒙古军遂破克夷门，包围中兴府。
夏襄宗亲自登城督战，蒙古兵屡攻不下。9月连降大雨，黄河水暴涨，成吉思汗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