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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国。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列举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100处。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600人,军士400人;另附供应船3艘。此种船只仅剌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4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舱。”
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于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商人经南海来元朝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人侨居在南海诸国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朝使者曾两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岛,果若如此,中国船只于元代已到达非洲东南海域。可见,元代商船的航行海域已相当广远。当时,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诸岛,印度东、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等地,都有中国舶商活动的足迹。
元代的陆路交通也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途径。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对峙以来,长期受到阻遏。蒙古帝国不断地向西扩展,使通往西域的交通更加畅快。因为蒙古族本身就是一个喜欢通商贸易的民族。蒙古四汗国建立后,更加方便了自由贸易的往来,陆路由三道通往西方。
一道由阿力麻里经塔剌思,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孔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基督教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这是最短和最安全的道路,只用五、六个月的时间便可到达。第二道由阿力麻里入河中,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伊朗境)而抵小亚细亚。第三道由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进入伊朗。由于西北诸王不断掀起战乱,陆路的三道时常阻塞。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香料等物资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海外出口贸易主要以金银、瓷器、丝绸为大宗;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远赴欧洲。
海上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相关事务的发展。海上贸易的发展繁荣使元代交钞成为一种国际间使用的纸币。元人汪大渊曾附舶出海,归来著《岛夷志略》,记载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荼(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交钞与当地货币折兑使用,并称“甚便民”。这既反映了元朝的经济实力,也说明舶商与各国在贸易中建立了友好的互信关系。
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 000石,舱内货物交相叠放,“无少隙处”,各客商占地数尺,“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而到了元代,9 000石的船已很平常。泉州的造船技术更是令西方旅行者惊叹,船底有独立隔舱,全船上下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领先的造船技术,让中国舶商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船只。
繁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元代航海业的发展,也加深了时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这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体现,并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到了明初,明太祖严厉打击江浙富民,削弱了组成舶商群体的社会阶层;继而明成祖禁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阻碍了海上贸易的继续发展,关闭了对外联系的通道。到明代中叶,中国便丧失了航海及海上贸易的世界领先地位。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说得更前卫一些,元朝在对外的世界贸易政策上实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贸易,真正实现了贸易自由化。
第九章 纸币兴衰沉浮的背后
时间回到公元1275…1291年,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从欧洲到达中国,受到忽必烈皇帝的接见和器重,留在身边为侍从。回国后,他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中国元朝的繁荣景象,并且十分具体地记载了元朝发行纸币的情况。虽然在历史上有许多人质疑马可·波罗所说的话,甚至不相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但呼和浩特白塔中有关元代纸币的惊人发现,却以事实证明了马可·波罗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1982年,在维修呼和浩特市辽代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工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该钞为灰黑色麻桑皮纸,盖朱红大印,面额为“壹拾文”,长16。4厘米、宽9。2厘米。左下方有“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使副判”签押。此外,纸币上还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八个篆字。经研究考证,这张纸币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印制,使用时间约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纸币实物。
元朝商业的繁盛,与全国大一统局面以及水陆交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如此发达的商业,就更需在流通领域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也为纸币的兴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此时,是中国古代纸币最为兴盛的时期,在元朝的大部分时期里,纸钞是唯一官方认可的货币,完全取代了铜钱在流通中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件全新的事物。
元太宗窝阔台灭金之后,即沿金朝旧制,印造纸币。忽必烈即位后,在中统元年(1260年),又发行两种纸币:一种是中统交钞,以丝为钞本,以两为单位,每二两当银一两;一种是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金银为钞本,面额自十文至二贯(一千文为一贯)共9种,每一贯当交钞一两,两贯当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简称至元钞,也以金银为钞本,与中统钞并行,面额自五文至二贯共十一种,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有元一代以使用纸币为主,其中中统钞和至元钞一直行用不废,这二者成为主要的纸币。
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中,元朝的纸币是用桑树皮作为原料的。之后用水浸泡,把它捣成泥状而后制成纸,这种纸与棉纸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的颜色黑了一些。纸币的样子,马可·波罗也作了详细的描述。把上述桑皮纸“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其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管吏署名盖章”,然后“诸官之长复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取得一种正式价值。”
伴随着纸钞的发行其相关的法令也及时的出台了。法令规定:制造此种纸币之后,用之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包括所有军饷皆用此种货币给付,其价如同金钱;法令还规定,对于伪造纸钞者将处以极刑。如果此条法令放在现在,那制造假币的冒险者们定会三思而后行的。
在元朝前期,纸币颇有信用,通行全国各地。统一的、稳定的纸币的流通,大有利于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纸币得以流通的保证,一方面是元朝政府禁止一切金、银、铜钱的流通,也不铸造铜钱,而更主要是钞本比较充实,如中统钞和至元钞皆可兑换金银。
马可·波罗也详细记述了元朝纸币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每年官府都到各地宣传,个人收藏有金银、珠宝、皮革时,应速到官府去换纸币,价格从优。以后如需用金银珠宝,还可用纸币去官府买,价格仍从优,而且保证供应。这种措施,保证了纸币的信用,通过每年讲,反复讲,使人们自愿去换纸币,人数多到“不可思议”。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元朝初期,也就是忽必烈皇帝时期纸币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因此,马可·波罗称赞蒙古大汗通过发行纸币,“获得了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这说明当时聚集在中国的财富,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随着元统治的彻底腐败,在元朝后期,由于钞本逐渐空虚,政府滥发钞币,钞法便日益败坏。到顺帝年间开始一路贬值起来,到顺帝至正六年,银钞比已变成1?誜30(中统钞),而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严重的恶化,为了应付庞大的开销,元廷不得不依靠滥印纸钞来支撑,无本虚钞的大肆泛滥使国家的信用彻底破产。又加之此时印钞所用纸张质量低劣,纸钞用不多久就糜烂粉碎不堪使用,各代铜钱的兼行也加剧了流通的混乱。
此时元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黄河水患和蜂起的各地民众反抗又大大减少了元的财政收入,钱钞子母相权的制度仅具虚文根本无法实行。最后发展到物价飞腾,人民皆弃纸币不用,只好以物易物。以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得”,元代的纸币在“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的民谣中随着元朝一起消失了。
纸钞的兴衰不仅预示着当时元朝社会的繁荣程度,同时对世界贸易及金融领域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当时的马可·波罗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为西方人所首次见到,印象十分深刻。此外,根据元朝规定,外国商人所带来的金银、珠宝、皮革等贵重货物,必须卖给官府,先换成纸币然后再用纸币购买所需物品。这样,就把对外贸易纳入纸币流通范围,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要与纸币打交道,印度、日本、波斯等国陆续仿照元朝,也开始发行纸币,促进了世界货币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