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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于1910年2月25日刚就新职，那天杜奥蒙就被德军攻占。在杜奥蒙炮台，原本是掘壕固守的一个法军轻步兵师，在坦克连续的炮击下，另外经受过十二万发德国炮弹后，这个法国步兵师开始溃散。在风雪交加和硝烟弥漫中。一支九人的德军巡逻队，跋涉到已被法国人放弃和放下来的吊桥处。其他士兵也跟进，直到有三百个感到惊愕的德军在这座炮台的坑道里徘徊，未发一弹，就攻占了这座强大的杜奥蒙堡垒。
杜奥蒙炮台的失陷，使法军士气受到沉重的打击。贝当对法军高级将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杜奥蒙是整个凡尔登防御系统的希望之所寄，一定要重新夺回来”结果双方在凡尔登外围的几道防线处的战斗很快就变成了拉锯战。
打仗没有补给，是万万不行的。除一条二十英尺宽，从凡尔登到西南约三十五英里的巴勒杜克城的次要公路外，德国大炮把所有的路都切断了。沿这条公路有一条单向窄轨铁路，为和平时期的守军运输补给，但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了，公路旁开辟了采石场，几千名法国的军士兵和成群平民一起工作，用铁镐和铁锹拓宽和铺砌路面。与此同时，贝当把前线分成若干防区，以分配重炮枪弹和其他补给。法军通过巴勒迪克凡尔登公路，源源不断地向凡尔登调运部队和物资，一周内组织3900辆卡车，运送人员19万。每二十四小时有六千辆卡车可以通过这条公路平均每十四秒钟有一辆卡车。
但德国的坦克部队很快开到了这里，炸毁了法军的补给线。贝当只好坚持战场上的部队必须定期轮换，致使70的法军都参与了这场战役。而德军只有20参与了，结果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之后，残酷的战斗对法军造成了严重心理上的影响，几乎导致法军叛变，由于答应士兵今后再也不参加向德军进攻的严酷的战斗，才使叛变没有真正发生。以后法军士兵拒绝进行进攻性的战斗，只是守在战壕中进行保卫战。
经过几天的暂时平静后，德国第五集团军也开始在另一个地方，即在默兹河的左岸，在坦克的掩护下，重新进攻。被称为“死人”的陡岸周围血战中，协约国遭受了可怕的损失。轰鸣的坦克车，密集的高爆炮弹，使大地震撼，把人体装备和瓦砾象谷壳那样飞掷到天空，爆炸的热浪把积雪都熔化了，在弹穴里灌满了水，许多协约国的伤兵就淹死在里面。眼睛失明和血肉横糊的人摸索着到洞穴里图个安全，就倒在他们的同伴身上，把他们淋得浑身是血。德国工兵还在法国阵地下面挖洞，爆炸了威力很大的爆破地雷，炸成了许多有十层楼深的坑。
德军在坦克火力的优势上，提前在凡尔登发动了总攻，在宽40公里的正面上同时实施炮击，德军坦克和飞艇航空兵还首次对法军阵地实施轰炸，摧毁了大部分防御阵地，并杀伤大量法军。短短一个多月的战斗，法国打死负伤被俘和失踪的伤亡人数，以十万计数，战争似乎要流尽法国人的血。
为了尽快结束在西线的战斗，德国还在凡尔登战场第一次使用了毒气当时，法军已经十分需要休整，于是英国从加拿大调来一个旅增防法国的堑壕，加拿大军队改进了法军的许多工事
法军原来长长的堑壕有很多缺点，比如没有护墙为纵射炮火提供防御。在低地区域，地下高水位使掘到两英尺以上就不能再掘下去了，还迫切需要把胸墙用沙袋或泥土堆高到四英尺或者更高些。那些法军筑的胸墙，其厚度不足以抵挡子弹，有些堑壕连这种薄弱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没有一条战壕有防护来自后面炮火的背墙。另外，法军的卫生设施也很差，处于可悲和非常污秽的状况，所有下面塌陷的小堑壕，都用来作为公共厕所和埋葬尸体的地方，法军后面的堑壕和地面，都乱扔着死人，有的已埋葬，有的未埋葬，许多浅葬的坟墓严重妨碍着挖壕。加拿大军队怎么也想不到，浪漫优雅的法国人，在战场上竟然邋遢成这样。他们加高和加厚了胸墙，加深了堑壕，还开辟护墙和新的交通壕，让所有堑壕都互相沟通，士兵可以走到任何防区去，不致暴露于德军的炮火之下，还构建了连续的有刺铁丝网，保卫着整个堑壕。
加拿大军队这些改进堑壕的措施让原本拥有坦克攻击优势的德军进攻变得艰难，太过深邃的堑壕，使得德军突破防线更是变得几乎不可能，留在那里的为数不多的德国兵力所能发起的进攻越来越少。施利芬最终决定，在凡尔登的前线试验新武器，也就是毒气
那天天气晴热了，前三天德军四百二十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发射的一吨重高爆炮弹，已把凡尔登前线周围地方打得天摇地动。街道公路和桥梁都被选为目标，威力强大的炮弹也摧毁了教堂公共建筑物，躲在堑壕里的协约国部队只是据壕防守。
在德国科学家哈伯的亲自指导下，德军开始使用毒气弹。德军进行了大约六十分钟的炮击，之后便是一片奇怪的安静。那些躲在堑壕里的英国远征军加拿大步兵阿尔及利亚狙击兵和非洲轻步兵，注意到有一片奇怪的略呈绿黄色的云徐徐地向他们袭来。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这片云飘到协约国阵地面前时，他们开始窒息，痛苦地喘不过气来，许多人倒下来，闷死了，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喉咙好象被酸性物质烧灼似的感到烫痛。
当天的风向也对协约国不利，轻微的东北风，带着毒气，沿地面滚滚而来，坠入协约国的堑壕。当英国远征军看到发出尖叫声的幸存者抓住喉咙，盲目地四散奔跑时，他们首先认识到毒气是新武器。很多协约国的士兵趴了下来，但这是错误的防毒方法，德国的毒气弹使用的是氯气。氯气比空气重三倍，毒气的下部毒性更大。那一次，协约国的军队伤亡三千多人。
协约国的阵地上，只有加拿大人的堑壕胸墙较高，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顽强保住了这条战线。受毒气袭击的其他协约国的军队撤离了，留下了四英里半没有防卫的缺口，但德军前进了两英里就停住了，因为那天只是微风，德军也需要等待毒气飘过去。否则，协约国的防线就彻底破了尽管还有氯气的余迹，加拿大军队趁机把火炮拉进阵地，把他们的左侧翼延伸到其他防区，构成一条薄弱的战线。
一个从德国战线后方回来的比利时间谍称，德军在一份高度优先的命令中，要准备二万个防毒面具，以“保护士兵不受窒息性毒气的影响”，但这种毒气的名称和成分不知道。于是，协约国的军队指挥部派法国老练的间谍夏尔吕西托潜入德国，伪装成德国旅行推销员，混到克虏伯工厂去，想摸清德国这使人惊骇的毒气弹到底是什么东西
德军在西线接连取得重大胜利，使得让原本在观望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保加利亚也加入了同盟国的阵营，德国舆论一致认为，德国买中国的坦克，买得太值当了，因为德军的伤亡比之前少了很多，有些德国媒体甚至调侃说“西线无战事”
英国政府和陆军部的高级官僚知道坦克在堑壕战的巨大威力后，对他们之前蔑视坦克的行为大为后悔，一方面他们也开始组织人研发坦克，另外，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被英国政府派去和李经述谈判，英国的军方也想从中国购买500辆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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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章 羊群效应（）
李经述收到德国的军队在凡尔登前线率先使用毒气炮弹的情报，大为震惊。他强烈感觉到，战争这头怪兽，在无情地嘲笑西方千年的文明，欧洲似乎还陷在野蛮的中世纪，为了战争的胜利，人性这种东西是被忽略的。在这个大炮在手，口径大就是真理，射程远才是王道的时代，中国除了强大自己，武装自己，打倒一切敌人，也别无选择。李经述感觉自己肩头的担子越发沉重了，而且自己不能有妇人之仁，不能抱有和平的幻想。
英国政府派朱尔典前来总统府，洽谈中国向英国出口坦克的一事，李经述没有立即回复朱尔典，他召集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步蟾等到总统府商谈中国即将展开的行动，现在的中国，不仅有能力影响世界大战的战局，而且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德军在西线的节节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此时在欧洲，德国的无线电广播还在大力谴责英国的军队在凡尔登堑壕中使用了有窒息性毒气炮弹和炸弹。当时德国的宣传机器比较刻板和老套，在采取任何新式武器或新的暴行之前，德军最高参谋部往往把他们的行动推在协约国身上，以便在“道义上”为他们灭绝人性的战争行为作辩护。
战争期间，除了一线炮火纷飞的战场，各国还必须在第二战场上角力：即舆论战这也是现代战争的一种重要方式，无耻程度不亚于毒气战。
1910年的媒体，除了报纸，无线电广播在西方也很普及了。当时，虽然新闻专业主义已成为媒体界的共识，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石，包括真实客观**，强调新闻的目标服务于公众，而不限于服务政党或经济利益等都是当时新闻人必要的职业操守。但当时欧洲处于战争期间，宣传战线成了第二战场，各国媒体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把职业操守都当个屁放了。正如英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说：“在战争中，媒体报道的事实真相，是最值得怀疑的，真实性总是战争新闻的第一个受害者。”所以，正如极力污蔑英军首先使用毒气弹那样，当时德国的无线电广播颠倒黑白成了常态。
实际上，古今中外的战争，在军事上打击对方之前，都注重在舆论上先做足文章，声明己方的正义，痛斥敌方的残暴，这种历史极为悠久。比如在中国，成汤讨伐夏桀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