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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两部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培根的《新工具》。他象哈泊德一样，相信他的治疗方法几乎能治任一种类型的神经机能病症，并且能把绝大多数人的智力提高到象他那样的天才水平。他认为所有的行业，从法律到牙科学，都应该以一种普通语义学为基础，因而只有传播他的思想，才能拯救世界于毁灭。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二版的前言中“他呼吁读者们敦促各自的政府把普通语义学的诸原则付诸实施，并在书中表示了他的这一信念：他的学会终将成为国际联盟的一部分。
伯爵的“普通语义学研究所”设在芝加哥大学附近，创办于1938年，经费由芝加哥的一个富有的浴室设备制造商科尼利厄斯·克兰提供。研究所的门牌号原为1232，后改为1234，以便和“东56街”连写成为连续的6位数。③伯爵总是模仿电视节目那样的声调指导他的学生。在讲课的过程中，他老是在引人注目的时刻突然停下来，他的学生们就齐声高喊：“不是！”或“是！”他非常喜欢扮演这种演说家和受人狂热崇拜的领袖的角色。在许多方面，普通语义学的传播正象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800页上所说的“类似偏执狂的语义流行病”。他的追随者们就在这位领袖的魅力下患上了这种流行病。
按照这位伯爵的说法，当人们脑子里反映现实的图景，与真实世界稍不一致时，他们就是“神志不健全者”。如果内心世界歪斜得厉害，他们就成为“精神错乱者”。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亚里士多德派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歪曲了现实。比如，它设想一件物体或者是椅子，或者不是椅子，而明明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偏偏把一种东西叫做椅子，它叫不叫椅子，这取决于人们对“椅子”所下的定义。但是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椅子”不过是我们起的一个名子，用它来叫一批多少相象的东西，但是它们依连续统向四面八方扩展而成为不叫做椅子的别的东西。正如H。G。 威尔斯在《最初的和最后的东西》一篇论形而上学的文章中所说：
……想想那些扶手椅，阅读坐的椅子，餐厅里的椅子和厨房里的椅子，变为长凳的椅子，那些已经超出椅子的界限成为长靠椅的椅子，牙科椅子，帝王宝座，歌剧院的长排座椅，各式各样的座椅，那些摆在工艺美术展览会地板上碍事的、怪模怪样的霉菌状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个简单易懂的词，实际上代表一堆怎样模糊的东西。如果和一个精明的细木工打交道，我保证你就没有办法给椅子或椅子一类的东西下个定义。
非亚里士多德派的看法，实质上是承认上述的基本事实。根本就没有象纯“椅子”这样的东西。只有1号椅子、2等椅子和3号椅子，等等。这种用数字编号的作法，科尔兹布斯基称之为“编制索引”。同一把椅子，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由于经受日晒，风吹雨打，被人使用，等等，这一瞬间的椅子到下一瞬间已不是同样的椅子了。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标注日期”。我们说的是1952年的椅子，1953年的椅子，等等。伯爵相信，对于神志不健全的人，和许多精神错乱的人，可以教他们用这些方法和类似的非亚里士多德派的方法思考问题，以帮助他们恢复神志正常。例如，一个神经病患者可能憎恨所有的母亲。原因可能是由于童年时代的某种情况使他憎恨自己的母亲。由于没有摆脱亚里十多德的习惯，他以为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因为她们都是被人叫作母亲的。但是这个词，正如科尔兹布斯基反复说过的那样，并不是那个意思。当一个人学会为母亲编制索引，就是说，称她们为1号母亲、
2号母亲、3号母亲时，他才会看出别的母亲和他自己的母亲并不一样。另外，即使自己的母亲，也不是他童年时的那个母亲了。而是1910年的母亲、1911年的母亲、1912年的母亲，等等。懂得了这一切，那个神经病患者对母亲们的憎恨情绪就会大大减弱。
当然，非亚里士多德派的取向，不仅限于编制索引和标注日期。例如，为了理解抽象的程度，伯爵发明了一种教具．叫做“结构差异器”。这是一组上面打了孔的小盘子，用绳于和木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孔连系在一起。《时代》杂志把它叫做“语义学念珠”。
显然，为了教授良好思维习惯而设置的各种普通语义学设备，本身没有什么“神志不健全”之处。在精神病学方面，这些设备对于各种学派的医生在和病人交谈或给予指导时，都可能是有用的。不过科尔兹布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把它们的治疗价值夸大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了。在各种会议上，普通语义学家们都要证明一番语义学的治疗方法可用于酒精中毒、同性恋、盗窃癖、坏的读书习惯、口吃、周期性偏头痛、慕男狂、阳萎以及无数其它神经机能病和心身性病症。在一次会议上，一位牙科医生报告说，他向病人讲普通语义学，使患者情绪更加稳定，从而减少了他们口腔里的酸液。结果，填料在牙齿里保持的时间更长了。
科尔兹布斯基关于非亚里士多德思考方法对身体有治疗效果的解释，本是有理论根据的，不过这一理论被他的追随者们认为在神经病学上不可靠而摒弃了。这种理论与皮质和丘脑有关，认为皮质在合理思考时才起作用，而丘脑则在发生情绪反射时才起作用。在情绪反应的冲动下采取行动之前，科尔兹布斯基推荐一种“语义停顿”法，即从1数到10，使皮质有时间作出和谐的正常决定。一个养成这种自我控制习惯的人，他的神经系统就会产生“神经—语义的松弛”，从而达到血压正常，增进健康。
在这方面有一个事例挺有意思。这位伯爵注意到只要友好地拉一拉学生的胳臂，就能使学生的紧张情绪得到缓和，于是他就发明出一种特殊的肌肉松弛法。这就是普通语义学研究所1943年出版的夏洛特·舒恰尔特的《语义学的松弛法》所提出的方法，即抓住身体各部分的肌肉，并摇动它们。
现代科学哲学和神经病学的著作，都没有提及伯爵的这些理论。例如，罗素的专著本来论及一些科尔兹布斯基自以为是大权威的课题，但专著中连顺便提到这位伯爵的地方也找不到。这倒不是因为顽固的偏见和正统观念。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科尔兹布斯基貌似博学地写出的著作，对于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没有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伯爵的大多数追随者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他的著作的价值在于对现代科学哲学和神经病学首次作了伟大的综合研究。
果真如此吗？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或职业的神经病学家会这样认为。在有关逻辑学、数学、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上，《科学与神志健全》与其说是作了成功的综合研究，还不如说是对大量近代著作的剽窃。伯爵的著作倒更象是从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中抄来的一些概念集成的大杂烩。伯爵的许多想法之所以给人一种新鲜的假象，仅仅是因为他给它们发明了新的名称。例如，他的早期著作、1921年出版的《人类的成年期》，把植物说成“能量结合器”，把动物说成“空间结合器”，把人说成“时间的结合器”。翻译一下，意思就是植物靠能量生长；动物与植物不同，能在空间到处活动以满足它们的需要；而人则靠过去的经验得到进步。这一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过是些陈词滥调罢了。
诚然，科尔兹布斯基也作了一次勇敢的尝试，想把科学哲学与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合而为一。不过，恰恰是因为这个，他的研究才滑进了迷信与伪科学王国去了。根据大多数精神病学者的看法，教病人普通语义学，根本没有伯爵的追随者们所认为的那种治疗价值。伯爵讲对了的东西，都是他抄袭来的，而他所独创的东西，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是“神志不清”的产物。
在许多方面神志都比伯爵更为正常、更为健全的早川一荣，仍然在芝加哥挥舞着普通语义学的旗帜。1946年科尔兹布斯基把他的总部迁到康涅狄格州的莱克维尔。在这之前不久，早川一荣就和这位伯爵分道扬镳了。早川继续编他的生动活泼的小型杂志，和“国际普通语义学协会”一道工作。这个协会是1942年在芝加哥创建的，和莱克维尔一伙没有关系。他在1941年出版的《行动中的语言》（1949年改名为《思想和行动中的语言》）仍然是介绍科尔兹布斯基观点的通俗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一天晚上，在芝加哥一处爵士乐演奏会上（早川一荣是狂热的爵士乐方面权威），有人问他跟伯爵的分歧在哪里。早川沉吟片刻（可能是为了让理智与情感在神经上集中起来）之后答道：“是用词”。
伯爵于1950年逝世后，他的迷信影响似乎正在减弱。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早川一荣，都发现科尔兹布斯基自命不凡的著作，几乎每一种有价值的观点都可以在别人的著作中找到更为详细的阐述。正因为如此，他从科学幻想小说迷队伍中争夺来的许多读者（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也抛弃了普通语义学而迷恋上更为诱人的意念说。
洛杉矾的范·沃格特的情况，是这种新动向的一例。范·沃格特是通俗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他的许多小说都是描写超人一类人物的。其中有一部名为《A的世界》，讲的是一个A社会，或者说，科尔兹布斯基的非亚里士多德式未来社会的故事。几年前，范·沃格特提出普通语义学应以支部为单位转入秘密活动。他担心美国可能会发生另一次大萧条，从而落入反对科尔兹布斯基观点的共产党人的手中。他甚至提出成立普通语义学教会和建立普通语言学圣书的主张。但这个想法后来证明是失败的，一无结果。这时，范·沃格特失去了原来对语义学和贝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