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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动身了，在浓雾弥漫的巴黎奔走；
他走进死胡同，到处找寻那
他想使他欣欣若狂的人。他找到了那条小路，他走上去；每走一步，他慌张的胆量
都使他心烦意乱。……
1834年到1837年可说是他最痛苦的时期。1837年，他与雨果夫人的关系突然告终，这也就等于中断了他与浪漫派的关系。同时他也放弃了宗教。他退隐到洛桑，开始在那儿讲学。《波尔·罗雅尔》就是根据他在此讲学的讲义而写的。这是一本研究詹森派是一种热情、明智、强烈的虔信形式。其特点是一种人人对真理的热情，强调独立性格，反对迫害和压制。这本书出版后，他成了有影响的社会交界人士，成了贵族家庭里受欢迎的客人。当时他与德·阿布维尔夫人来往密切。这是一位将军的遗孀，国务总理的侄女。每到冬天，他就与她一起消磨余暇，夏天与她一起去乡下的亲戚家串门。他成了旧派人物的朋友，但是1848年的革命把他们这个圈子得四分五裂，他甚至遭到受贿的指控。这件事使他十分伤心，于是他离开了法国，定居于列日，并在此讲学。这些讲学形成了他日后的《夏多布里昂及其文艺集团》一书的雏形。在此，他研究了哲学家帕斯卡尔，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研究了法国作家拉辛莫里哀、伏尔泰。拉马丁和乔治·桑等当代作家也成为他研究的对象。
他的《星期一漫谈》和《新的星期一漫谈》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两部著作收集了他最完美时期完成的稍短一些的文章。同时代的法国小说家于尔巴克对他的这一成果作过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现在引以自豪的文学，将有多少不受时间的淘汰，我讲不出来。是拉马丁和雨果的一些诗歌吗？是巴尔扎克的一些小说吗？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撰写历史不求助于圣佩甫，不把他的作品从头至尾读一遍，是不可能的。”
圣佩甫批评的标准是建立对诗人或作家的充分理解之上。他教导后人说只有了解了诗人的所有品格，文献才是活的，灵魂才能赋予历史以生命，艺术作品才变得晶莹透明。同时他的批评又是很公允的。他既不会一味地颂扬人性，也不会诽谤人性。他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洞察力。他的那双眼睛学会了既看到明媚的阳光，也看到阴影。他说：“难道我必须把拉封丹这位寓言家只看成一个体面、高贵、风流儒雅、具有宗教虔诚的巨匠，而要隐没他的轻率、莽撞而又好色的真面目吗？”因此，圣佩甫在批评时竭力侧重于理解，而不在虚构。从此之后，一直被称为灰姑娘的文艺批评一下子显示了她的美丽，成了第十个文艺女神。
其它国家的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不仅在德、英、法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它在其它国家也形成了一股创作潮流。在意大利·浪漫主义于1815年左右形成流派。在此，它在民族解放斗争紧密相连。当时，有些人幻想着复兴过去的繁荣昌盛；也有些人因意识到其人民解放斗争的软弱而感到悲哀和绝望。还有一些人却钻进历史的遗迹中，在书斋中回味着辉煌的历史。因而出现了三派不同倾向的作家：即以玛佐尼为首的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者；以莱奥拜尔琪为代表的悲哀和绝望的表达者和像德阿捷里奥这样的历史小说家。
在匈牙利，裴多菲无疑是最突出的浪漫主义作家。19世纪上半叶的匈牙利一方面受封建主义的压迫，一方面受奥地利帝国的专制主义和殖民政策的压迫。因此，匈牙利人民面临的是反封建主义、反侵略、建立新的民族文化的重大任务。裴多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成为匈牙利最伟大的诗人和19世纪的儿子。
裴多菲生于1823年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屠夫，母亲是乡下农妇。他从小就过着饥寒交迫、十分困苦的生活。当过兵，也做过流浪艺人。15岁时便开始写诗。他的诗作有政治诗、革命诗和爱情诗。在他的诗中他主要体现了他的“人民性”。他曾在一封信中说道：“一旦人民在诗的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么距离他们成为政治的领导人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这就是这一世纪的任务，每一个有崇高的心胸的人都应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他把这一信念运用到他的诗歌创作中，他写匈牙利人民，写农民，写侠盗。与他们一起观察着自己的祖国。这一题材的选择也给他的语言打上了素朴的烙印。此类诗有《谷子成熟了》、《牧羊人骑在驴上》等。
一般人认为裴多菲于1846年开始写政治诗。他在这一年所写的《人民》一诗中宣称人民没有了祖国，因为人民没有权力。《我的歌》一诗又号召带着镣铐的人们起来打碎镣铐，争取自由。
1848年，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以裴多菲为首的激进青年们在佩斯发动了革命。在平等、博爱、自由的旗帜下，群众释放了政治犯、废除反动派的书刊检查制度。这时，裴多菲出版了他的《民族之歌》以及《给贵族老爷们》。他在后一首诗中说：“假如他们不承认我们‘完全平等’，那么就准备给老爷们一条 ‘紧紧的领带’。继之，他又写了《大海汹涌着》、《匈牙利人民》等革命诗，继续关心革命的前途。
裴多菲不仅是个战斗的诗人，也写有爱情诗。1846年春天，他爱上了森德莱·尤丽亚，并开始写情诗，把一首首如缕不绝的情诗献给他的爱人，如
《云正低低地压下》、《世界多么美好》。但即使是在蜜月期间，他也没有忘了革命。他已预感到自己必将为革命而战死沙场。于是，他对他的爱人写道：“现在，你的头靠着我的胸膛，明天你也许只能靠着我新坟！”诗人一生就像忠于祖国那样忠于爱情。在革命来临时，他写了著名的《秋风在对树叶低语》、《我最好的妻子》、《爱情玫瑰树》、《你在干什么，我的妻子》等诗篇。他在诗中写到：“你还是缝，面旗帜吧，我的爱人！”而他的那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毕可抛”的小诗便是他在自由和爱情中所做的抉择。
1848年卫国战争爆发，裴多菲亲自参加了战斗。他一边用笔与敌人战斗，一边又用剑与敌人撕杀。为鼓舞战士的士气，他写下了《作战》、《爱尔德利的军队》的战歌和进行曲。次年7月31日，裴多菲战死沙场，实现了他的为自由之故，愿抛头颅、洒热血的誓言。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波兰也面临着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在这一伟大时刻，波兰产生了密茨凯维支这样伟大的战士和诗人。
密茨凯维支于1798年出生于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的波兰的立陶宛诺伏格罗特克。他的父亲是律师，是个关心政治、热爱诗歌、博闻多见的人。父亲对波兰古代诗人作品的热爱和富于自然美的古迹城市诺伏格罗特克培养了青年诗人的诗才。
1815年，他离开故乡，去文化中心维尔诺大学读书。在此，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学生组织了“爱学”社，旨在“为了祖国、学问和正义”而学。毕业后，他当上了中学老师，在教书之余，他研读了德国和英国诗人的作品。同时也开始了他的浪漫主义创作。其《幻想》一诗便是他自己的宣言：它包含了他此后诗篇的种子：情感和信仰。后来这首诗收集在《歌谣与传奇》之中。1822年，《歌谣与传奇》第二卷问世。这里包含了两篇很重要的长诗：
《格拉席娜》和《先人祭》第二和第四卷。格拉席娜是作者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她美丽而勇敢，为保卫自己的祖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先人祭》则是描写立陶宛的民间祭祀仪式，以反一切亡魂的痛苦。主人公古斯塔夫是位饱受痛苦的人，但作者说无论这痛苦多么大，也比不上人民的痛苦。这里，作者仍把故事局限于追求个人幸福上。1832年，《先人祭》第三卷完成。古斯塔夫已经死去，代之而起的是爱祖国、爱人民的英雄康拉德。1827年密茨凯维支被捕，半年后的一天，他接到被流放到彼得堡的命令，两天后他与两个朋友一起出发，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监禁和流放，使他写出了《先人祭》第三卷。这里的主人公是位为解放祖国同压迫者进行殊死斗争的爱国志士，是在敌人的监禁、迫害下仍坚贞不屈的英雄。可以说这是一部控诉沙俄侵略的战斗檄文，也是作者代表整个波兰人民喊出要求自由解放的呼声。这部作品的语言铿锵有力，激情奔放，字里行间浸透了民族灾难、人民痛苦和人民对沙俄的憎恨。
1832年8月他从彼得堡来到巴黎，从此以后，巴黎成为他长住久居的地方。这一时期，他的创作热情就像不可阻挡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他的一位朋友说：“他处在创作的狂热中，他的书桌上堆满了稿纸，他简直是靠在上面不停地写着……这样地继续了许多天，他几乎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结果是他和长篇诗作《塔杜斯先生》的问世。这是一首春天的幻想曲，是那些流亡在外的爱国志士的安魂曲。这首长诗激动过许多侨居国外的波兰人。波兰诗人波赫丹·札勒斯基就说：“我们读着这篇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好像飞回到我们在波兰的友人和姊妹们那里去了。在 《塔杜斯先生》中，一切都写得那么生动，一切都散发着祖国的气息，我们忘记了侨居生活的悲哀和忧虑，忘记了折磨我们的对于祖国的怀念。”
《塔杜斯先生》之后，密茨凯维支不再进行大量的创作，而是把自己投入到实际的行动之中。他在罗马组织军团，在巴黎创办革命刊物《人民论坛》，即使是在去世的那一年，他还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军事活动。密茨凯维支一生遭受到的都是迫害、监禁和流放。但他却永远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