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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迈的精灵，化为我吧，借你的锋芒
把我的腐朽思想扫出宇宙，扫走了枯叶好把新生来激发，凭着我这诗韵做符咒，犹如从未灭的炉头吹出火花，把我的话散布在人群之中！
对那沉睡的大地，拿我的嘴当喇叭，吹响一个预言！呵，西风，如果冬天已经来临，难道春天还需久等？
我们再看看雪莱笔下的云。在他那首《云》中，我们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云的仁慈：
我为焦渴的鲜花，从河川，从海洋
带来清新的甘霖
我为绿叶披上淡淡的凉荫，当他们
憩息在午睡的梦境。
云的任性：
我挥动冰雹的连枷，把绿色原野
抽打得有如银装素裹
再用雨水把它洗出，我轰然大笑
当我在雷声中走过云的自豪和云的安详：
当落日从波光粼粼的海面吐露出
渴望爱和休息的热情
而在上空，黄昏的绯红帷幕也从
天宇至深处降临
我敛翅安息在空灵的巢内，像白鸽
孵卵时一样安静
雪莱的这种泛爱主义在他《论爱》的短文中表明得十分清楚，他说“孤独时，或是虽在人群之中却处于得不到任何同情的被遗弃状态时，我们便爱花、爱草、爱水、爱蓝天……风无舌而有动听的言词，水长流而有乐音，像情人单独为你唱出的歌声，会使你的眼睛被不可思议的柔情热泪浸润”。这种对植物、对大海的爱平息了他的忧郁，如他在 《无题——写在那不勒斯附近心情抑郁之际》中写道：
太阳温暖，天空明净，波光粼粼的大海舞踊不息，蓝色小鸟，积雪山岭，承受着庄严中午透明的威力。
……绝望在此刻也显得柔和，甚至像流水，像清风，我似可像困倦的孩子般躺卧，在哭泣里消磨尽静
必须忍受的忧患人生，直到死亡像睡眠无声降落，我在温馨的空气中
觉得面颊渐冷，听大海在我
垂死的头上送来最后单调的音波。
最后，还有两部作品需要谈一谈，即他的《诗辩》和《阿多尼斯》。雪莱不仅善于直抒胸臆，也是个有深度的学者。他的 《诗辩》与文艺复兴时的西德尼的《为诗辩护》齐名，使他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理论家。在这一文中，他集中表达了诗的作用和诗人地位崇高的看法。雪莱给诗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生命的形象表达在永恒的真理中的是诗。”又说“诗是最美最善的思想在最善最美的时刻”。“灵感之不可解者，诗人是解释者，未来之昭示于现时者，诗人是镜子，显示其巨大的形象；诗人的诗句，是以表示诗人自己并不理解的意思；诗人吹响进攻的军号，具有诗人自己所不体会的感召力；诗人的力量，不为他人所左右，而能左右他人。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虽然无卫法者的称号”。可见，雪莱充分地肯定了诗人的社会作用。可惜的是原计划写三部分，最终因诗人而立之年就离开了这个他歌颂过的世界，最终只完成了一部分。
《阿多尼斯》是雪莱哀悼另一浪漫诗人济慈的优美挽诗。早在1816年，雪莱在《检察者》的主办人李·亨特家里见到了济慈，后时有来往，1812年6月雪莱听到济慈的死讯，感到的是悲痛。同时，又对打击新生力量的政客表示了义愤，正是这双重的感情使得雪莱借田园诗式的挽诗表达了他对济慈的感情。他写道：
静！静！他没死，也没睡——
他已从生命之梦里醒来。
他活着，醒着——死的是死亡，不是他。
他与大自然合一，他已化为“美的一部分”。他同“时间天河里的灿烂之光”一样，可能暂时消失，但不会熄灭。天才诗人，纵然死去，也会使阴世增光。其实，这些写给济慈的诗句不也正适合于雪莱自己吗？
阿多尼斯的灵魂，像一颗星
从永恒的所在招手唤人。
一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人——济慈
死亡，这保存一切使之不朽的寒冬，掠过
历史的长河——于是，那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
时间的湍流，一变而化为水晶的卷轴——
阿多尼斯！
于是这灿烂的名字永远中闪耀！
——雪莱： 《哀济慈》
被雪莱称为天神阿多尼斯的济慈 （John Keats）生于 1795年，开马厩的父亲在他10岁时去世。母亲把他送进一家很好的学校读书，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之后，母亲也离开了他们几个孩子，到另一世界与他们的父亲团聚去了。结果，外祖父成了他们的保护人。
济慈生得胸深肩阔，下肢与上肢相比显得短小，有一副低沉、庄重的嗓音。小小的头上覆盖着浓密的褐色卷发，一双大眼呈深蓝色，但有时却炯炯闪光；俊美的嘴配上一片突出的下唇，使整个面部具有一种大胆和好斗的表情。但实际上，济慈后来的一生显示出他是个心地极其善良、很有责任心，脚踏实地的人。他不满15岁时，祖父母也相继离开人世。作为长子的济慈便毅然决然地担负起养活弟妹的重担。于是，15岁的济慈开始给一位外科药济师当学徒，一直干到20岁。之后又开始作为一名医科大学生在伦敦各家医院巡回实习。但对于医学，济慈毫无兴趣。于是，他弃医而从事文学创作。但由于终身都没有一笔固定的收入，他一生中都不得不时而干干医学这一行业，挣取稍许的生活费。
在济慈短短的 25年生命中，有三件事明显地影响着他的生活的创作。即，不存在真正能获得谋生手段的任何希望，对一位姑娘怀着一种狂热而毫无希望的爱，以及那吞食他的生命的肺痨。济慈终生也没有固定的工作，虽曾打算移居南美，也曾计划申请在来往于印度的商船上当一名外科医生，但都告失败。而他对于一位名叫范妮的女孩子的爱，虽然无望结合，却使他写出了许多美妙的抒情诗和信件。
济慈22岁时认识了18岁的范妮·布劳纳小姐。当时，济慈和朋友布朗住在一处隔成两家的房子里，他们的邻居就是布劳纳小姐和她的母亲。范妮身才修长苗条，性格天真活泼，虽说不上天生丽质，却很有几分贵族小姐的气派：任性、高傲、无拘无束。她对济慈的才貌都非常地爱慕。而诗人更是深深地坠入了情网。他在一封信中说“我要用一个比‘光彩照人’更光彩照人的字眼，比 ‘美丽’更美丽的形容词来赞美你”。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真正幸福的时光，在这段最美好的日子里，济慈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海波里翁》的大部分诗稿、《灵魂颂》、《圣亚尼节的前夕》、《夜莺颂》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成果的日子。
几个月以后，诗人离开了他的爱人，主要靠信件来倾诉他的感情，起初，他的信件并不伤感，但，过不多久，一种猜嫉之心开始折磨着诗人，竟一次又一次地逼着范妮对他作出永不变心的表白。
早在他认识范妮以前，济慈就在照顾弟弟汤姆时染上了肺病。之后病情日益加重。他浑身无力，成天发着低烧。病入膏盲的济慈暂时放弃了其他企求，只是渴望能得到爱的安抚。于是他抛弃了以往的矜持和顾忌，不顾一切地追求范妮。他说：
我渴求你的同情和爱情——唉，爱情？
我不要只是挑逗而不与实惠的爱情！
于是，1819年12月底济慈和范妮订了婚，打算来年一月举行婚礼。然而，新年刚过，济慈开始吐血，他已在“它鲜红的颜色里看到了自己的死刑执行令”。随着死期的临近，济慈的信愈来愈凄苦，愈来愈使人读后感到揪心。在绝望的情热当中，他就像一个以为自己被人遗忘掉的小孩子那样发狂和无可奈何。此时，济慈提出解除婚约，但范妮没有答应。她对济慈的一片柔情倒从未动摇过。尽管她对济慈的天才和力量毫无觉察，但她爱这个人。最后，当济慈处于危及状态时，她与其母亲把济慈接来与她们住，由她们看护。济慈在那里度过了他在祖国的最后一月。
医生建议济慈去意大利疗养。1820年9月济慈在画家史蒂文的陪伴下，登上了去那不勒斯的海轮。这位以这个国有古代众神为创作灵感的年青人眼看要到那久已神往国土应该是多么幸福啊！然而，疾病把这种幸福之情全带走了，他在信中写道“在这一趟去意大利的旅途中，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醒了，而且感觉很可怕。我得努力去那里，尽管怀着像是对一座森严可怖的炮台进军的感觉”。不仅如此，与布劳纳小姐的分离给他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他写道“纵使我的肉体本来能恢复健康，这种别离也会妨碍它痊愈。那最能促使我希望活下去的东西恰恰会成为促使我死亡的主要原因。我对此无可奈何。”此时他甚至日夜都盼望死去，以便从那种相思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但同时，他又对生的幸福抱着一丝的希望，因为痛苦总比死后的虚无要好。
济慈静静地躺在上床上，相信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他让每天看护他的史帝文把恋人范妮和他妹妹的信放进他身边的一只小盒子里，准备死亡后作为他的陪葬。
一天，床塌上的济慈听着屋外小溪的淙淙声，这种永不停息的潺潺流水使他想起了英国戏剧家博蒙特所写的剧中名句：
你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将记录在水上。
济慈面对即将到来的死神，毫无畏惧，他平静地对史蒂文说，他希望自己死后的墓碑上不写名字，也不写墓志铭，而只写上：
这儿埋着一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人。
经过四个星期的极度痛苦之后，1921年1月23日下午4点安息和睡眠，顺从命运与心灵平静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位英国诗坛上的英才在异国他乡溘然辞世。这位年仅25岁的诗人的名字经雪莱的神笔一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