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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日军的联系；其余为预备队。日军没有把国民党军放在眼里，更没把八路军当回事，认为八路军只能隔靴搔痒，丝毫构不成威胁。所以，当10 月26 日上午9 时，日军辎重部队在步兵掩护下，发现没有国民党的大部队后，便大摇大摆地进入了772 团3 营的伏击圈。日军第20 师团由平津向南一路平推过来，除了和国民党军打过几次阵地战外，还没有品味到中国兵学的奇深奥妙。这次伏击使川岸文三郎补上了这一课。正当他们穿行在峡谷中，欣赏着深谷中的风景时，由各种轻重武器中发射出的弹雨倾泻到了日军的头上。毫无遮拦，毫无退路，日军只有看着子弹把身边的人打倒，看着手榴弹在队伍中爆炸，将带着血肉的肢体抛向空中在周围飞舞。在一阵令日军心惊胆颤的急袭过后，王近山指挥伏击的部队和预备队冲向已经晕头转向的日军。冲在最前面的12 连的一个战士，在连续刺死6 个敌人后，身上除多了3 处刺伤外，还多了3 支三八大盖。另外一个战士，身上多处负伤仍然不下火线，他将一个倒地的日军扑在身下，用手抓，用牙咬，在敌痛不可忍时将其击毙。周围的民兵和群众有组织的投入了战斗，中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也参加了进来。一个叫董三元的老汉，战斗后用一挺缴获的机关枪从刘伯承手里换来了一床军用毛毯，并被刘伯承赞为“战地老英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一部日军逃回测鱼镇外，共歼日军300 多人并缴获了300 多匹骡马和大批的军用物资。战场上的战利品堆积成了小山，有炮弹、子弹、通讯器材、药材、食品等等，很多战士都戴着钢盔，穿着黄呢子大衣，腰间还挂着战刀，全套的日式装备，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战斗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终日搬运战利品。群众无需雇请，自动参加搬运。陈赓还亲自给刘伯承挑了几匹战马。第一次伏击是一次成功的、出色的伏击战。
重叠的设伏从战史上看成功的伏击战俯拾皆是，但在同一地点连续设伏的战例却不多。第一次伏击后，刘伯承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日军侵犯华北以来，一直是在打胜仗，七亘村的伏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遭遇战。他们骄横得很，目空一切，并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敌20 师团正急于向平定进犯，因无其他道路可走，必然还要由七亘村经过。于是，他当机立断，准备在七亘村再进行一次伏击。古人云：用兵之法，贵在不复。这句话中的“不复”，用现代语言讲就是不重复，言下之意是告诫统领军队的人在用兵时要不断想出新办法，这样的语言我们还能说出很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所以，不重复别人的老办法，“贵在不复”已是“用兵”者要牢牢切记的训条。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日军在经过遭到痛击的地点时，肯定会严加戒备，如临大敌。在这种情况下，伏击的前提条件突然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若同时在力量上还处于劣势，实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可以说，敢于在同一地点第二次设伏，是一个超乎常人思维的大胆的行动，但只有胆大还不够。如果没有另外两个看似平淡，实际上细致入微，欺骗性很强的的行动，是很难使日军产生盲目的自信，再次在七亘村遭受伏击的。首先，第一次伏击后的第二天，在日军来收敛“无言凯旋者”的尸体时，772 团一触即退，佯装败走，使日军认为八路军己无再战能力，从而以“示形于敌”之法来诱使日军作出错误的判断。再有就是巧妙的隐蔽。吃了亏的日军再次来到七亘村后，其先头部队对道路两侧进行了严密的搜索，就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埋伏的八路军战士没有露出一丝痕迹，使日军更加“自信”。日军虽然更加“自信”了，但仍然没有完全丧失戒备。因为在战斗中日军的戒备一直很严，战斗打响后，护卫部队仍然掩护着一部分辎重车辆，强行通过了七亘村，再加之雨后路滑，772 团一部兵力未能到位，使这股敌人溜掉了。伏击在有些人眼里是很玄的一件事，设伏的前提条件是被伏者要在设伏者设伏的时间里通过设伏的地点，除非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否则设伏不就变成了赌博吗？刘伯承之所以能够把在别人眼里很玄的一件事，变成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是依靠他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五行术”。刘伯承借用古代自然观中的“五行”一语总结了关系到敌我双方胜负因素的五个方面：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从中即可看出，刘伯承的设伏，不是盲目的“赌博”，而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确实的把握上。
黄崖底再显雄风七亘村两次重叠的设伏，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20 师团。但八路军的力量毕竟太有限了。彭德怀在抗战期间曾经说过：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 万，有蒋介石嫡系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的。但当时八路军只有3 个师，而不是20 个师。129 师两个团的力量挡不住日军西进，国民党的数万军队也没能挡住日军沿正太路西进。就在七亘村第一次伏击的同一天，日军攻占柏井，直接威胁娘子关与旧关国民党守军的侧背。在不利的态势下，国民党军弃关西撤。日军29 日占领平定，30 日占领阳泉，11 月2 日占领寿阳。坚守23 天的忻口，在没有侧翼掩护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1 月1 日放弃。忻口失守是华北战局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唇亡则齿寒，忻口失陷，太原就成了一座孤城，太原如果放弃，则整个华北的正面抗战等于宣告结束。就在形势已危如累卵的时候，八路军却逆流而上。10 月底，八路军总部率115 师主力和129 师769 团由五台地区南下，进至正太路西端寿阳以南地区。加上原已进入正太路的129 师主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摆在正大路两侧准备有所动作。刚刚使日军第20 师团尝尽苦头的129 师又使沿正太路西犯的另一个日军师团——第109 师团尝到了伏击的滋味。当刘伯承得到第109 师团之第136 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东冶头镇向昔阳进犯的消息时，他正对照着地图翻看着敌情通报。他马上被这个消息所吸引。当他的目光沿着日军前进路线看到黄崖底时，一个作战方案又形成了。黄崖底地形复杂，小路从黄崖底经过时，正好处于两坡下的窄沟里，附近眼界开阔，便于隐蔽，是设伏的理想场所，特别是这里离大路很远，敌人又只有一个大队。。想到这里，刘伯承定下了决心。他对参谋长李达交待完任务后，又补充道：“这一仗让771 团担任主攻。”771 团自从被袭后，两次伏击都没参加，干部、战士都有点坐上了冷板凳的感觉，早就憋不住了。一听到有战斗任务，还是担任主攻，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纷纷表示要打好这一仗，也让鬼子尝尝771 团的铁拳头。在战争中使作战力量得到正确的部署并不是件难事，难的是像刘伯承这样将每一个可供调用兵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至。这是一种艺术。不会用兵，八路军的几万部队不可能在敌后发展到几十万部队，更不会在抗战胜利后打败拥有800 万军队的蒋介百，除了会用兵，还要知兵、爱兵，做到官兵一致，才能够产生出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试想，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将领，不能说他们不会用兵，但为什么到了解放战争国共对阵时就不行了呢？恐怕不能知兵、爱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战斗就不用仔细描述了。当鬼子进入伏击圈后，所有埋伏在两侧山头上的轻重人器一齐开火，打得沟内的日军抱头鼠窜。由于两侧山头通向沟底只有几条小路，部队不能对一回混乱的日军发起冲击，所以就只能以所有的火器向沟底齐射20 分钟。然后安全、迅速地撤离
战场。事后，771 团有的同志还觉得不过瘾，说：“要不是这个地形救了鬼子的命，我们就把鬼子全部收拾了。”即使如此，黄崖底一战仍然取得了毙伤日军300 余人，战马200 余匹的重大胜利。以后，一个日军随军记者用《过天险的黄崖底》为题，在东京的一份报纸上报道了日军在黄崖底遭受伏击的情况。后来这份“歌颂”日军“勇敢战斗”的报纸被八路军缴获，一时成为八路军战士的笑谈。一个星期后，129 师主力和115 师相配合，又在广阳、户封地区连续两次设伏，给由沾尚镇西犯的日军第20 师团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刘伯承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常说：日本鬼子是记吃不记打。
第三章在太行安家
8。 师长与政委
129 师第一任政委129 师政治部主任（后改称师政委）张浩曾经在中共党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只因为英年早逝，以致后人对他了解得不多。张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虽然现在林彪的名字几乎妇幼皆知，但在当时，林育英的名字却要比林彪的名字响亮得多，实际上林彪去黄埔军校学习还是由林育英促成的。林家参加革命的人中，除了林育英、林彪外，还有林育南。林育南是林育英的胞弟，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又担任过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东方旅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1 年2 月7 日，在上海龙华刑场被杀害。林家三兄弟中的林彪也曾在作战中头部中弹，造成植物神经紊乱。大难不死的林彪，凭着自己出色的指挥才能，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当然，林彪后来的死与他这两个堂兄的死在中共党史上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林育英早在1922 年2 月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 年秋，和李求实一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年后返回中国，化名林春山。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