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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留，以致影响部队工作，发生纪律废弛的现象。历史有时故意捉弄人。昔日的对手，在一致的敌人面前，可能会结成朋友；昔日的朋友，也可能因为新的利益需要，而变成了敌人。这种情况，不仅过去有，现在也经常发生。1937 年，历史就给了国共两党又一次成为朋友的机会，这是双方打了10 年后的又一次合作，也是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很珍惜这次合作，要利用这次合作，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完成抗日的大业。刘伯承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一次，刘伯承在机关直属队作动员报告，有位干部站起来，冲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子！”刘伯承挥了挥手，示意他先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都闹回家，谁去抗日？革命多年，应该有起码的觉悟。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过了几天，当他站在誓师大会的阅兵台前面时，又对全体指战员说：“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过去，国民党是镇压和屠杀我们的敌人，今天却成了我们的友军，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共产党人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主要的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 师了。”刘伯承也深深地了解战士们的心情。他针对指战员的思想，激动而又耐心地继续解释说：“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说着，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用手指了指，“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完，他将帽子戴在头上，庄严地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齐从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黄军帽来。在把红星帽从头上脱下的那一刻，许多战士情绪激动，眼睛里浸满了泪水。没有一个战士将脱下的旧军帽扔掉，他们都将旧军帽包在了包袱里，带在了身边。大会散场之后，会场上没有留下一顶旧军帽。他们收藏起的不仅是一顶军帽，他们收藏起的是一段历史，一段他们为之付出了血和泪的历史。这天夜里，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我们戴着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但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现在虽然是民族革命的阶段，但
一切努力、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驻地的农民对红军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驻地的农民纷纷热情地对指战员说：“我们知道的，你们改名字是为了要打日本。你们的名字改了，你们的心是不变的。”1937 年9 月6 日，随着刘伯承的一声命令——“现在换帽子！”129 师同其他红军部队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精兵强将刘伯承任师长的129 师在抗日战争的枪声中诞生了。这是一支精兵强将云集的队伍。其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人物，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129 师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而成。新组成的129 师下辖385 旅和386 旅。原红四方面军的红4 军第10 师、第12 师改编为第385 旅的第769 团、第770 团；红31 军第91 师、第93 师改编为386 旅的第771 团、第772 团。陕北红军的第29 军、第30 军，独立第1 、2 、3 、4 团和第15 军骑兵团改编为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全师共一万三千余人。按照中央军委命令，除385 旅的770 团和部分师直属营脱离129 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外，全师有9160 余人开赴抗日前线。385 旅和386 旅的历史可以分别追溯到鄂豫皖的红4 军和红25 军。我军历史上有3 个红4 军，一个是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一个是贺龙在湘鄂西成立的，一个是由鄂豫皖边区的红1 军和红15 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之一的红4 军则是鄂豫皖边区的这支部队。1931 年1 月中旬，鄂豫皖边区的红1 军与红15 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会台。会合后，即遵照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 军（军参谋长为徐向前）。红4 军下辖第10 、11 两个师。红25 军是1930 年10 月在麻埠成立的。当时红25 军只辖有一个师即后来扩编为386 旅的前身——红31 军的第73 师。1932 年5 月，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红74 、75 师，又归属红25 军。1931 年11 月上旬，红4 军与红25 军共同组成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共歼敌6 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部队近60 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3 次“围剿”。鄂豫皖的第4 次反“围剿”失败后，74 、75 师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方面军主力第10 、11 、12 、73 师转至外线。1933 年6 月，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木门整编。由于部队有了很大发展，这次整编的主要任务是扩编，将原有的4 个师扩编为4 个军：以第10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4 军（后来改编为129 师385 旅）。军长王宏坤（后为129 师第385 旅旅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周纯全。下辖第10 师（后来改编为129 师385 旅第769 团），师长汪乃贵（后为129 师385 旅第769 团副团长，新编第10 旅副旅长），政治委员甘良友；第11 师，师长陈再道（后为129 师第386 旅副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叶成焕（后为129 师第386 旅第772 团团长）；第12 师（后来改编为129 师第385 旅第770 团），师长张才千（后为129 师第385 旅第770 团团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徐长勋。以第11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0 军。以第12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9 军（原第12 师师长陈赓在鄂豫皖第4 次反“围剿”中负伤，1932 年10 月下旬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养病。后任129 师386 旅旅长；太岳纵队司令员）。后来进入129 师的干部有副军长许世友（1938 年任129 帅第386 旅副旅长，后转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旅长），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后任129 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386 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副
政治委员、司令员）。以第73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1 军（后改编为129 师第386 旅）。军长王树声（后为太行军区下属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西路军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所剩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9 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为129 师副师长，1939 年夏调离129 师）曾经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首先是狠。“狠”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在战斗中，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有了战斗任务，大家抢着上。当时，在方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号：“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狠的基础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有了建立在高度阶级觉悟之上的狠劲，就能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与敌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在近战中战胜敌人。第二是硬。在战役战斗的危急时刻，部队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有了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重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第三是快。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红军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红四方面军走的能力很强，有时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红军对敌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作战原则就是要速战速决，其本质上还是一个“快”字。第四是猛。猛则要求进若锋矢、战若雷霆。“两军相遇勇者胜”。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起仗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锋时高喊着猛虎般扑向敌人，非常勇猛顽强。第五是活。活，即灵活机动。机动灵活是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非常注意机动灵活，常因敌、因时、因地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了自己，打击了敌人。徐向前也看到了红四方面军的不足。他指出，文化程度偏低，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大弱点。除红四方面军总部保留了仅有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红四方面军的这个缺陷，主要是与方面军领导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