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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最忙的路是邯长大道和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在这条路上，来往汽车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几十辆、甚至上百辆之多，沿路的警戒已经加强，在东阳关增设了新的据点。日军在公路沿线的驻军也明显多于其他地区：黎城1000 余人，东阳关150 多人，涉县400 多人，武安1500 人。刘邓徐研究了这些情报，认为：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是比较理想的打优击的地方。这里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力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如果在这里设伏，寻机歼敌是比较有把握的。到响堂铺作战的构想全部形成时，已经是3 月下旬。3 月21 日，刘伯承要去沁县小东岭八路军总部开会，接着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这样，指挥的重任就落到了副师长徐向前的肩上。改编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善于思考，沉默寡言，处惊不乱，在作战中很有大将风度，若不是在抗战初期回老家做“老乡”的统战工作，他决不会轻易放过教训日本人的机会的。本来，这一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抗战以来，八路军各部特别是在具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指挥下的129 师，进行了一系列的伏击战、袭击战，使鬼子吃尽了苦头。成功的伏击战的例子很多。但是伏击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却值得一提，因为它充分地表现了徐向前临机处置、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3 月30 日夜，徐、邓率师主力3 十团冒着霏霏细雨、泥泞的道路、逼人的春寒东进到响堂铺，设好了伏击圈。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第二天凌晨6 点，在这个时间，本该是在伏击阵地的前方出现的日军，却从772 团伏击阵地的后方出现了。这个情况绝对是意料之外，它使伏击部队的上上下下都表现出一丝不安的气氛。原来第772 团接到下属部队报告：后方马家峪、苏家蛟两地突然出现敌情。772 团认为敌人发觉了伏击企图，这是派兵来迂回伏击部队侧背，截断退路的，于是772 团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陈赓，386 旅一面转报师前方指挥所，一面准备转移。后路被截的消息报到师前方指挥所，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这次作战就下会是一场伏击战，而变成了一场防御战，同时八路军也由包围者的有利地位一变而为被包围的不利地位。面对这一情况，徐向前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前，没有说话，略略思索了一会，他转身跟邓小平说：“我看先不忙撤退，进一步核实一下敌情再说。”徐向前的想法和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点了点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徐向前马上对作战参谋说：“通知各部队继续隐蔽待命，令第772 团派一个营进到马家峪监视敌人，并火速查明当面敌情，敌人兵力多大，有无后续部队？查明后立刻报来。”徐向前又让作战科长邓仕俊化装，赶往东阳关，了解关内日军的动态。7 时多，第772 团的报告来了。说经查证，苏家蛟并未失守，前来进攻的敌人已被击迟，撤回东阳关去了，看来没有发现我军的伏击企图。马家峪方向的敌情属误传。马家峪至东阳关前的道路上没有日军开来，第：营正在马家峪一带警戒。时间不长，邓仕俊也赶回来报告：通过内线得知，关内敌人没有出动迹象，汽车未集中，弹药未出库，也未见到翻译官到日军队部去。这些情况使徐向前把心放了下来，对参谋下令：“通知各部按原计划行动。”对于当时的情况，陈赓在日记中写道：772 团派到苏家蛟担任警戒的一个步兵连，被汉奸向东阳关寇军告密。寇军当即出动二百亲人，由汉好率领，企图乘夜围我而歼灭之。该连警戒疏忽，竟被其包围而不知，发觉后，连长指导员各率一部殊途突围，仅损伤7 人，。。苏家蛟被敌占领。第二天早晨6 时，陈赓又接到772 团报：东阳关之敌二百余进到马家峪。又报：长宁东南高地有敌二十亲人向我马家峪前进，似为侦察部队。判断敌人似发觉我军企图，欲从我右翼侧击，并截断我后路。所以，陈赓决定：一边“电告向前，决转移主力回到庙上村、鸭儿山之线消灭此敌。”一边“电771 团即刻收回路南的两个连，各团即准备转移。”由此，就有了徐向前处乱不惊的一个小插曲。应该说，这也是一次“战斗”，它是自己和自己打，是战胜自我的一场战斗。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徐向前经受住了考验，力取得响堂铺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第二天，4 月1 日，陈赓又在3 月31 日的日记后补记了一段：苏家蛟的一个连，据该连长报告：敌人围着时，他们并未动摇，也未突围，而是坚决抵抗，把敌人击退，毙伤敌450 人，苏家蛟始终保持在他们手里。昨日关于苏家蛟的记载，不是事实，是一个通讯员乱说的，该团不察，即以报告，几至酿成我决心的动摇。“一个通讯员乱说的”的消息，险些酿成大错。上午9 时，战士们等待多时的时刻到了。前一天才汇合到黎城的日军第14 师团辎重部队森本、山田两个汽车中队从东阳关开到了响堂铺。日军的汽车开到碎石路上，不得不减慢速度，200 余辆汽车足足拉了10 里长，“活像一条缓缓蠕动着的长蛇”。右翼的771 团将车队放过大约一半给772 团“吃”，留下一半自己“吃”，当771 团的第一声枪响后，激烈的战斗就此开始。
一时间，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不时还有迫击炮弹划着一道道弧线飞向汽车，转眼间，日军的整个车队全部湮没在尘土之中。毫无防备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手足无措，一部分日军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伴随着枪弹的爆炸声而一命呜呼。没死的则负隅顽抗，或躲在汽车后，或藏在公路边，向公路的两侧射击。八路军战士则乘着汽车爆炸的硝烟，冲上了公路。有的端着刺刀，有的端着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矛子，嘴里喊着响亮的杀声冲向敌群。在八赂军强大的攻势下，不到两个小时，公路上的日军大部被消灭，只有30 多名日军攀上路南边的悬崖逃走了。黎城和涉县的日军闻讯前往增援，在半路上被早已等待多时的772 团和769 团的阻援部队候个正着，不得不缩回老窝。当天中午，已回到师后方指挥所的刘伯承看着徐向前、邓小平发来的电报激动不已：黎城敌汽车共有30 辆，涉县敌汽车百余辆已被我截击，烧毁者约180 辆，约计缴获步枪300 支以上，轻机枪10 挺以上，迫击炮4 门，弹药甚多。我伤亡200 人左右，现正解决敌之增援队。请速动员至少400 以上民夫、驮驴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这次战斗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小插曲，但这是一个标志着八路军进步的小差错：在这次战斗中，步炮协同上出现了问题。由于战斗过程进展很快，第771 团炮兵在开始向预定目标射击之后，没有及时前移阵地，因此误打了自己的步兵，造成20 余人伤亡。说这一差错标志着进步，是因为它虽是一个差错，但它已标志着八路军从单一的步兵作战，简单的步炮协同发展到复杂的步炮协同，是属于前进中的夫误。这次战斗受到刘伯承的高度赞扬，他总结了5 条经验：侦察判断正确；伏击地区良好；伏击布置妥当；出击突然，猛烈干脆；撤退敏捷严整。刘伯承在这次总结会上的最后一段话，对徐向前在指挥中的出色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时风传在我后路上苏家蛟有敌人到来，但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因而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4 月4 日，129 师举行了全师徘以上干部祝捷同乐会，情绪热烈，会上，宣传队跳舞演剧，颇受观众欢迎。
14。 反“九路围攻”如果说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战三捷将晋东南的敌后抗战推向了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其后的反“九路围攻”则又将这一高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发生在晋东南的一场双方倾注全力的较量，日军欲捕129 师而歼之，然后就此从晋东南脱身；129 师则“游”而“击”之，要将日军拖人泥潭。129 师的存在，已使日军似芒在背，如鲠在喉。
山雨欲来风满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存在，使日军犹如在伸手触及不到的后背彼贴上了一块狗皮膏药，想甩，甩不掉，不甩，又浑身的不自在，狼狈之极。早在3 月中、下旬，日军第108 师团在晋西南向八路军第115 师进攻，第115 师343 旅等部队英勇抗击，采取先疲后打、袭扰结合、奇袭猛攻的战术，前后歼敌近2000 名，陷敌于惊恐不安之中，迫使敌人退缩同蒲路沿线，转攻为守。在115 师歼敌的同时，129 师又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使日军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东边，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分兵津浦路的情况下，仍倾全力抽调了所属各师团步兵8 个联队，骑、炮、工、辎重兵各一至两个联队，共计3 万余人，对第129 师和太行根据地发动了“九路围攻”。“九路围攻”中的主力仍是在晋西南刚刚彼115 师、129 师（响堂铺）痛击过的第108 师团。除此之外，还有第16 、20 、109 师团的旅团各一部，由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路上的邢台，正大路上的平定，邯长大道上的涉县，长治，以及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屯留等地，分九路向129 师扑来，实行所谓“广大广大地开展，压缩压缩地歼灭”的作战原则，妄图把129 师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急着想找129 师决战的日军如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窜，找不到129 师，就对无辜的村民发泄他们的兽欲。日军所到之处无一幸免。当时正值春季的4 月，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但毕竟那一丝春的气息，宣告了冬天己成为过去。但在这个春天里，晋东南的老百姓没有春天到来的喜悦，面对的却是侵略者带来的苦难。129 师参谋长李达笔下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