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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脑筋，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 年的“七·七”事变，就更将“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向其自身的毁灭跨进了一步。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频频得手，日本更加紧锣密鼓地推行扩张战略，以实现称霸东方的帝国梦。欧战爆发后，英国孤撑西欧战局，无暇东顾。美国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迅速，是一个新兴的帝国，在战争初期，虽然对日本的亚洲政策甚为不满，也只是在经济上、外交上有些“小动作”而已，并未使日本人产生真正的后顾之忧。日本认为时机已到。力把左、右两只手更加有力地打出去，日本迫切需要坐稳屁股，也就是迫切需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但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军将领都清楚地知道，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谈何容易。日军从卢沟桥开始，由北到南，由东到西，攻太原，打上海，占南京，终于在武汉会战时达到了进攻的高潮。高潮的到来，也同时意味着高潮的过去。武汉会战中，日军动用了40 万军队，其中有10 多个主力师，中国参战兵力100 多万人，并包含80 多个精锐师。会战中，日军伤亡5 万多人，是历次会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至此，日军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战争初期日军参谋本部在三四个月内征服中国，至迟要在一年内征服中国的狂妄战争计划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日本的将军、大臣们所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是，他们的眼睛只盯在了军力的对比上，仅仅从军力对比上来看，占领中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只是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挡住日军去路的，绝不仅仅是军队，还有4。5 亿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今井武夫对中国战场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对日本国内部分人士认为可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不屑一顾的，他觉得幻想只经过一两回合，就可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犹如白日做梦一般，国民有些急躁还情有可原，但日本政府有时也表现得相当急躁。这种急躁从日本政府的几次声明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溢于言表的是轻蔑和狂妄。当1937 年12 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议和失败后，近卫政府恼羞成怒，扯下了原来遮羞的面纱，赤裸裸地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意欲另外扶植伪政权，妄图以此来迫使蒋介石投降。攻陷武汉后，不仅战争的进程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人力、物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中国人民的反抗烈火越烧越旺，中国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
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有限的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反之，拥有4 亿人口作为后盾的中国军，却作出不懈的努力，进行无限的补充，逐渐恢复了战斗力。今井武夫看到了以日本的“有限”对中国的“无限”潜藏着的危机。当然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得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得出的结论。日本政府也逐渐看到了这种危机。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军事打击之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变军事打击为主为以政治诱降为主。1938 年11 月3 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并于同年12 月22 日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在这两次声明中，近卫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共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同时，参谋本部对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为缓和人力、物力不足的矛盾，被迫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战略持久战，将主要兵力转移到占领区，以确保“后院”的稳定，1938 年11 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的《陆军作战纲要》中就明确了确保华中地区的现有占领地的方针。从这个《纲要》中可以看出，日军已经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重心已从正面战场转向占领区。
无奈中的蒋介石太原失陷以后，国民党的势力被迅速推过黄河，从而在华北留下一片“真空”地带。此后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接踵而至，使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忙得焦头烂额。忙乱中，仍有一件事让蒋介石放心不下，那就是国民党弃守华北后留下的“真空”地带。蒋介石一直在思考着：在这些地区，如果国民党军不去占领，肯定会让共产党钻空子。只是蒋介石实在腾不出手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蒋介石在等待着时机。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交战的各方都得到了暂时的喘息。喘息中，蒋介石又想到了如何抑制共产党的问题。1939 年1 月21 日至30 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与主旋律极不协调的不协和这次会议有其积极的一面。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署。当时，蒋介石等把粉碎日本“速战速决”、“速战速和”的企图，进而取得抗战彻底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法等国际力量对中国的支援和对日本的“干涉”上，因此，会议将第二期即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确定力持久消耗战略，以图拖以待变。可是蒋介石期待中的英法等国的“干涉”并没有到来。实际上，英美法等国为使自身减少压力，谋求与日本的妥协，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在1938 年冬到1941 年冬，多次酝酿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意欲制造远东“慕尼黑阴谋”，并诱使日本把进攻矛头指向苏联，1938 年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多次劝蒋对日媾和，弦外之音就是要蒋放弃武力抵抗。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持久消耗战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蒋介石对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是很清楚的。武汉夫陷后，国民政府军政各部迁往长沙，又于11 月12 日岳阳沦陷后迁往衡山。为总结抗战以来经验，确定新的军事方针，国民政府军令部于1938 年11 月2 日至28 日在衡山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你为“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作了几次讲话。蒋介石虽然清楚地知道国民党中央军不能独立的完成中国抗战大业，但仍然不肯放手发动群众，真诚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这实在是中国抗战的悲哀。武汉、广州会战后，交战的双方都进入了一个短暂喘息阶段，人们久已绷紧的神经也暂时松弛下来，由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但是，在各方喘息之余，华北敌后战场不仅没有得到暂时的平静，反而成了各方力量的关注中心，成了激流中的一个漩涡。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活动仍然持续不断；日本人却要稳定占领区，确保华北的治安；蒋介石则要利用暂时的安定，腾出手来，收拾一下不断“膨胀”的八路
军。于是，华北成了各方力量纷纷登场的重要舞台。在华北，雨过后，仍然天不晴。
18。 后门拒狼
“磨擦”战士们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前门打虎，后门还要拒狼。在前面要和小日本周旋，背后还要防着国军的黑枪。现在八路军已经有权力发火了。挺进敌后的初期，八路军只有3 万多人，别说日本人不把八路放在眼里，国军也不把八路当回事。“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所以敢点头同意与共产党联合，也并没有把共产党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大概充其量是让共产党多“苟延残喘”几天。但蒋介石决没有料到，把共产党放入敌后，让他们混入老百姓中间，恰如放虎归山，送龙入海。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抗击日军，到了1939 年，不知不觉中已经发展到了30 万人，给国军点颜色看看，已不是难事。八路军之所以憋着火，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首先搁置国共之争，共同完成抗日的大业。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和今天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的关系上要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思想异曲同工。但蒋介石不想再搁置了。八路军的力量已经使他寝食难安，再搁置下去，恐怕就养虎为患了。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他要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共产党下手。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不仔细琢磨还难以理解的新的斗争——“磨擦”与反“磨擦”，所谓“磨擦”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全力以赴地去打，但又充满了敌意，既包含着挑衅，又有试探对方的意图。总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它的复杂表现在一方与另一方对峙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当国共“磨擦”时，日本鬼子正站在旁边虎视眈眈，稍有不慎，日本鬼子就会扑上来，大打出手。这种情况在双方身上都发生过。国共在石家庄以西娘子关发生“磨擦”时，日军从石家庄出发，从背后打了国民党一下子；当八路军准备打国民党“磨擦”急先锋石友三时，日军又从八路军背后袭来，使石友三溜掉了。每次出现这种情况，被打的一方都要指责对方勾结日本人。这种情况确实有，但绝不是八路军，而是国民党军。这只是其一。它的复杂还表现在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如何利用矛盾，打一个，挟一个，看一个，则是最体现斗争技巧的，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是不容易的。八路军却干得很出色。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军、中央军打日本虽本事不大，但对搞“磨擦”却个个在行。在打退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磨擦”之后，国民党中央军庞炳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