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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这一切也被多田骏用来以守为攻，只不过多田骏采用的是现代手段，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百团大战后，冈材宁次吸取了前任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一方面吸取国民党对苏区五次“围剿”和他自己在朝鲜、中国东北三省多年“剿共”的经验，推出了比其前任更加阴险、毒辣的招法。1945 年2 月，彭德怀在延安学习期间，在一次华北地方、军队负责人的聚会上，谈到华北敌后斗争时，说道：“冈村宁次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六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 年10 月统计，只剩1300 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Ｋ（国民党）特大肆活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而落后的更加悲观，甚至有被
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鼓德怀还提到：“冈村宁次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山田（山田一郎为在华日人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员）医生告诉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 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这段讲话，不是出自战后专家对冈村宁次的研究材料，而是出自战时的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之口，其中除“东北的参谋长”应为东北的副参谋长外，其余资料之准确，分析之深刻，确实非同一般。如果冈村宁次知道他的对手对他有如此的认识，大概就不会对他在华北的失败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八路军上上下下开始了对对手的研究。
32。 咬紧牙关
战略转变1941 年，日军在一份《对共产军的观察》的情报中说：“共军。。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的工作。。彭德怀说：‘以游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本年度的中心课题。’”确实如此，百团大战过后的1941 年，八路军正是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为了渡过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局面，刘、邓根据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在晋冀豫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三三制”的政权建设，整训主力兵团，加强军区建设，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坚决进行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每一项措施都是根据地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一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体机能的发挥。这些环节正像人体上的各个系统一样，相互影响相互联结，绝对缺一不可。129 师的主力兵团整训，从1940 年12 月下旬开始，至1941 年6 月底结束，分两期进行，每期两个月。百团大战后，部队减员很多，新补充战士的战术动作、射击技术都不符合标准，整训势在必行。但在主力整训过程中，对日军蚕食、“扫荡”的打击就相对的弱了一些。百团大战后调整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加强了地方武装建设。1940 年有一段时间，由于盲目扩编，地方武装、游击武装正规化过猛，致使地方武装力量削弱很多。在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过程中，主力兵团一旦转移，马上就暴露出地方部队、游击队不能独立支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情形，使已经取得的成果迅速丧失。为此，1941 年2 月22 日，彭德怀向华北各大小战略区发出关于军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军的基于兵团与军区组织系统分开，建立起军区独立的组织机构与系统，在军区领导下加倍发展地方武装和组织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使之即使在主力部队转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武装斗争，保卫根据地。1941 年3 月28 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干校发表关于《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重要演说，将他的上述想法进一步理论化，正式提出了建立正视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彭德怀的“三结合”的思想，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赞同。同年11 月7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武装体制，并在各个根据地普遍实行这一体制，以后，这一体制也成了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体制的基本形式。刘伯承在具体实践“三结合”武装斗争思想的过程中，又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刘伯承在游击集团的建立上动了一番脑筋。1941 年5 月，刘伯承连续发布命令，要求健全与强化游击集团，对敌展开全面、有力的斗争。建立游击集团的这一措施，体现了刘伯承对敌后游击战争的深刻认识。游击集团是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组织形式。村级以民兵的游击小组为干队，自卫队和其他民兵为支队；区级以区游击队为于队，各村人民武装为支队；县级以独立营为干队，各级游击集团为支队。地区基于团、营分遣到县，即是该县游击集团的干队。这一严密、科学的组织形式，是敌后游击战争的一个“创举”，在以后
的反“扫荡”作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发展游击集团的同时，129 师先后将新编第9 旅、新编第11 旅、决死第3 纵队和新编第10 旅等主力兵团与冀南、太行有关军分区合并，所隶各兵团改为军分区的基干团。到1941 年底，晋冀豫根据地大多数军分区都已有一至三个基干团。整个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那时，与“三结合”喊得一样响的是“三三制”。1940 年3 月6 日，为进一步加强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健全民主制度和政权组织，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抗日民主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根据这一原则，应明确规定，在抗日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即实行三三制。“三三制”的实行，加强了各种力量间的团结，扩大和巩固了统一战线。中央提出建立“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后，邓小平即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加以组织落实，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邓小平于1941 年4 月15 日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文章中，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十革命阶级对汉好、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与日寇、汉好、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说到这里，邓小平意犹未尽，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还批评了“党权高于一切”、“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他明确提出在“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里，“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他提出要“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党”。温乐群在《邓小平之初》一文中认为，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未失去其价值，使人振聋发聩，倍感亲切。这可能是半个世纪后，邓小平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扩大民主的最初思想源头。在斗争最残酷的阶段，“三三制”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价值。
争夺中间地带对华北即将出现的困难局面，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打破敌顽夹击、战胜困难的方针和政策，结合华北实际情况，于1941 年1 月6 日和2 月26 日先后发出对敌斗争指示。明确指出：敌可能增加华北兵力，进行大规模“扫荡”，国内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华北战局将比以往任何一年严重。要求八路军广泛进行交通破袭战，打破敌人的侵害封锁，做好反“扫荡”作战前的准备等。实际上早在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1940 年9 月25 日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上所做报告的第五部分中，就在谈及百团大战的胜利影响华北情况的两个可能时指出：华北战局更加严重的可能：1。 可能调动敌人增援，从华南、华中及日本国内调3 个至5 个师团到华北来。2。 敌加强铁路线的严密封锁，由一般的分区“扫荡”进行分区“清剿”。3。 敌人加强对于山岳基本根据地的残酷摧毁与屠杀。虽然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对百团大战后的日军的报复行为早有预见，但其来势之猛、程度之烈仍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实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日军首先大力增修铁路和公路，并在铁路和主要公路两侧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特别在平汉路北段两侧各10 公里地带，构筑了长达500 公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北岳、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与冀中、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断绝山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在平原抗日根据地沿纵横交错的公路大量增设据点，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强化“囚笼”政策。在切断了根据地间的相互联系后，再对根据地进行“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所谓“边沿蚕食”，即在准治安区的边沿，先潜入特务，建立秘密组织，待时机成熟，突然进入，乘游击队和群众暂时退出之际，迅速成立伪政权，待群众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