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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别人更深一层。左权与陈赓、徐向前同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1925 年2 月入党，1925 年12 月左权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优秀生被程潜、林伯渠亲自签署命令保送赴苏联学习。他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当时，被分配在中山大学第一期第7 班的左权刚好与邓小平是同班同学。这个班出了不少人才，除邓小平、左权外，还有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屈武，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辽沈战役中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朱瑞等。当刘伯承于1928 年来到伏尤芝军事学院学习时，左权己在这里学习一年多了。本来左权是没有资格在专门招收高级指挥员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按照苏联的规定，凡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必须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一般都需要经过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学习和训练。左权的条件虽不够，但因左权出众的才华和担任过基层指挥官的经历，使他得到了特殊的批准。刘伯承后来回忆他的这位同学时说：“记得他在学习中，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必能旁怔博引，阐其旨趣。我们在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扬于同学中，他在自修与教学时，非常勤勉虚心，笔记教材都整理有次。”因志同道台，刘伯承、左权很快成为密友。他们俩都对军事理论的学习感兴趣，除了认真学习规定的课程外，他俩还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军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等。回国后，俩人还经常翻译一些苏联的军事资料。1930 年初，由于斗争的需要，刘伯承和左权提前从苏联回国。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们搭乘不同的车次，商定在东北的一个小车站见面。
当刘伯承走下火车后，发现有特务盯梢，立即决定暂不接头，先甩掉尾巴。等待接头的左权发现刘伯承被盯上了以后，也跟了上去。到了闹市之后，左权紧走几步，在一个橱窗处等刘伯承，等刘伯承即将擦肩而过时，左权轻声提醒他：“有狗！”刘伯承佯装擦汗，也停了下来。左权又对刘伯承说：“你往商店里走，我把狗引开，这里的地形我熟悉。”刘伯承走过去后，左权转身冲毫无防备的特务撞了过去，然后飞快地跑进一条巷子里。特务慌乱中，紧随着拐进巷子里的人影追了上去。比刘伯承小十几岁的左权这时只有20 多岁，又熟悉地形三下两下就把特务给甩了。没多长时间，左权在商店里和刘伯承会了面。这次历险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刘伯承悲伤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左权的友谊非比寻常，还因为左权直到牺牲前，还一直背着一个历史包袱为党、为革命工作着。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曾由学生提为教员，得到的收入自然比学生多一些，这样吃饭请客的机会也就多一些。不料，左权竟然由于吃饭的问题而被划到了王明认定的有托派嫌疑的江浙同乡会。左权的托派嫌疑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澄清。1938 年，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后，王明仍然对彭德怀说：“左权是托派，你怎么能让他当八路军副参谋长？”经过几年的并肩作战，彭德怀深信对党忠心耿耿的左权不可能是托派。就在左权牺牲的两个月前，彭德怀给毛泽东、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中央解除怀疑，给予这样的好同志以完全的信任。朱德回延安后，左权成了八路军总部中最忙的一个人。八路军总部行文的署名也由“朱彭”变力“彭左”。1942 年5 月4 日，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由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向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这份文件习惯上被称为《五四指示》，它是由左权执笔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左权对根据地建设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五四指示》对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所产生的指导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指示》在分析揭露了敌人蚕食政策的3 个步骤之后，提出：敌人的“蚕食”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其极严密的配合，但空隙还是很多。敌人的根本弱点是兵力不足，此时前进则后方空虚，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伪军、伪组织，这就予我更多的机会，以广泛的游击运动和政治进攻使敌人顾此失彼。在晋西北，120 师政委关向应仔细研究了这一指示后说：“北方局、军分会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1943 年1 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敌后困难时期的斗争时说：“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指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1942 年5 月以前，根据地始终是退缩的，5 月以后则完全改观。”令人痛心的是，左权没有看到《五四指示》在广大的华北平原开花结果。深知刘伯承此刻心情的129 师参谋长李达去安慰他时，刘伯承正默默地擦着泪水。过了一阵，刘伯承说：“我们从苏联回国时，他才20 几岁，今年也不过36 岁吧。他年轻有为，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他的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要不是机关庞大，工作人员，特别是后勤人员大部分不会军事行动，是下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中得知：5 月24 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
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行进，结果一夜只走了20 多里路，以致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一万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狭长地带。25 日拂晓，敌主力一万多人从上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当时彭德怀、罗瑞卿、左权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二分区；野政则向太行六分区突围。为了使总部和北方局迅速摆脱敌人的包围，左权决定自己留下来指挥后勤人员突围。激战到25 日下午4 时，总部直属机关大部分已经冲出了包围圈，而左权仍然站在一个山坡上指挥疏散。这时，日军所有的炮口都对准了八路军总部突围的十字岭，日军飞机也在突围人群头上盘旋，天上、地下已经织成了一张火网。突然，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他不为所动，只是机警地转过头来看了看。当他看到两位在炮弹的爆炸声中慌乱跑着的女同志时，左权没有犹豫。他马上跑了过去，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又一发炮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得以幸免，但左权却再也没有起来。他头部被炮弹击中，不幸牺牲。左权牺牲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合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杀出重围1942 年5 月10 日，刘伯承得到人行第一军分区于5 月2 日发出的一份报告。报告说：据敌工站2 日报：一、敌北支派遣军饭沼守中将拟于5 月份“扫荡”大岳区，闻正调集兵力。“扫荡”之敌主要进攻目标为武安、涉县、辽县、武乡、邢台、沙河等地区。二、敌方己将情报员派往我军方向，调查我是否有进攻破坏正大路之目的。余情正详查中。刘伯承看着一分区的报告，说：“情况的确是很紧急了。敌工站的同志作了贡献。只是有一点，这个情报是5 月2 日发出来的，已经晚了几天！这说明传递情报很困难。如果敌人提前行动，我们就被动了。不能等了，要很快拟一个准备反‘扫荡’的通知。”果然，5 月19 日，日军开始了对太北的“扫荡”。5 月21 日，刘伯承又接到陈赓、王新亭关于日军“扫荡”行动的急电：“这次敌‘扫荡’岳南、中条之特点：一、造谣、欺骗、麻痹和威胁我军，以隐蔽其企图。如‘扫荡’中条之敌，则造谣攻浮山。二、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干人）完全夜间运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伪装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三、敌估计我可能转移的地方（特别是重要高地），则预先秘密设伏，如发现我军即重重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之。大量采用空军猛烈轰炸，扫射，阻我部队运动。”根据地原就像一根绷紧了的弦，在这一消息的触发下，迅速地动作起来。正是刘伯承对上述两个消息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处理，使129 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争取到了反“扫荡”的主动权。师部刚刚在固新落脚，侦察人员就报告说：师部转移之后仅仅3 个小时，即有一股伪装成所谓“新六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到129 师师部原来的驻地。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到哪里去了？这支“独立支队”，就是专门执行刺手任务的“挺进队”。后来天津出版的《东亚新报》刊载了一篇“大川挺身队”参加太行山5 月份“扫荡”的文章。文章写道：“大川挺身队，5 月20 日由基地出发，攀登悬崖，走过山沟，到浊漳河岸之王曲附近时，开始遭遇了三个农会会员。他们把挺身队误认为八路军，于是很不费难渡过了漳河，。。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在身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六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之时，人家刚刚离出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王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后来据俘虏说，刘伯承逃往西山去了。队员甚为惋惜的踏着石子跑到偏城与友军会合去了。”23 日，129 师师部又收到第五军分区的报告说：“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 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刘伯承和李达决定立即转移。面对狡猾、猖狂的日军，129 师也采取了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