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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使敌人看不起我们”一句，充分表现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思想。联系现时国际上的斗争，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邓小平在这个会议上还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认为，过去工作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去对“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而在相当时期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重视不够，对地方武装发生了编并和放任两方面的错误，所以影响对敌斗争甚大。今后根据地的游击战将不断增大，运动战在平原已无可能，在山地也可能缩到很小限度，所以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二是过去一直未树立起巩固华北敌后阵地的明确观念，这从几年来忽视敌占区工作，可以证明。在这方面，甚至做得还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就着眼打入伪军、伪组织，长期埋伏准备战后的问题，已取得先机，有了不小的成就；我们则在战略上大大失算，需要从今后的努力中来补救。“温村会议”后，129 师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斗争，迅猛地开展起来。其时的一个有力的形式就是武工队。武工队的全称是武装工作队。早在1942 年春就已成立的敌后武工队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奸说：“别人都好惹，只有武工队这批人铁面无私，碰着他们就要栽跟斗。”武工队经常把传单贴在敌军据点和交通要道上，甚至贴到伪县政府的布告栏里和日军宪兵队的门上。但那时，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讲道：尽管敌占区存在着开展游击战争的良好条件，但在敌占区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行动，如果以为随便可以干起来那只是一种幻想。有的武工队对政治斗争认识不够，存在着单纯军事行动的观点，与敌人硬拼而招致不应有的损失。有的单位没有把武工队当作一个大事来抓，在人员、武器等方面没有给予必要的保障。经过不断地调整，到1943 年，在“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小型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的指导下，大批的武工队如丽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敌占区的形势大为改观。“温村会议”的“敌进我进”的思想，吹响了战略反攻的前奏曲。
36。 最后一击
最后一次肃正1942 年的夏季日军曾经得意一时，自认为取得了彻底消灭八路军总部的辉煌战绩。在八路军总部被袭后的第二年夏季，日军又欲重温去年的“辉煌”。1943 年5 月，日军对太行区发动了它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日军除了一次比一次疯狂以外，在方法上已是黔驴技穷。这次“扫荡”，日军又派出了挺身队，伪装成八路军，仍然是夜行晓袭，也仍然是专走小路，不走村庄，不走大路，目标也仍然瞄准了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师部。但这次已经不是上一次了。129 师积极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日军主力部队和挺进队出动之前，就获得了情报。刘、邓在判明敌人的企图之后，决定乘敌人的合围圈尚未形成的时候，将反“扫荡”中的包袱——师部机关先行转移至外线。5 月6 日，日军第36 师团分几路分别由潞城向北，由武乡、左权等地向东；第4 独立混成旅团由林县地区向北；第37 师团、第69 师团各一部由陵川地区向北；采取梳蓖队形，企图将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主力部队围歼于清漳河两岸。在日军出动的前一天，5 月5 日，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师部同时向太岳区转移。129 师师部选择了和辽县、武乡东进的日军对进的转移策略。当两军互相接近时，李达派出一部分警卫部队牵制、迷惑敌人，而主力则从敌人“梳篦队形”的间隙安全地转了出去，使日军“未能取得大的战果。”这次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作战行动非常成功，因为他们要想捕捉到八路军的目标“是极为困难的”。于是日军由于“未能取得大的战果”，就疯狂地捕杀地方干部和群众。而八路军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和参战的民兵与外线作战的八路军相互配合，内抗外袭，使日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日军不得不于5 月13 日开始撤退。来，由不得我；走，就由不得你了。太行军区各军分区的部队乘日军撤退之机，对日军进行了长距离和大范围的追击。这时的主动与被动同“扫荡”开始时的形势己完全颠倒过来了。日军不得不边退边战，非常狼狈，以至到5 月22 日才撤退完毕。
软缠硬打1944 年4 月，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太行山上的129 师也在这一年里确定了出击的方针：发动攻势作战，向敌人展开局部反攻，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坚持敌进我进的方针，坚决打击敌人的“扫荡”，保卫生产，保卫粮食，保卫根据地。反攻虽是“局部”的，但它到底标志着战斗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八路军一方。出击、收复夫地构成了此后作战的特色。自从刘伯承在1943 年9 月离开太行抗日根据地，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邓小平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增加了许多。由于彭德怀也回到延安，邓小平实际担负起了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和129 师三副重担。10 月6 日，邓小平在麻田镇正式上任，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开始主持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他和夫人卓琳从涉县赤岸129 师师部，搬到麻田镇八路军总部大院南面的一幢农村小院中。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问过邓小平：“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轻轻地笑了一下，回答道：“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邓小平正是凭着这种“吃苦”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三合一”的工作，取得了战略反攻作战中的重大胜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软”一“硬”两次作战。“软”的作战是对日军的围困作战——即沁源围困战。1944 年底，侵入我大岳区的日军主力经我民兵、武装群众与部队多次主动打击，三次收缩阵地，最后，退守到沁源城关和交口两据点，苟延残喘。1945 年3 月14 日，沁源党政军民响应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实行总动员，对沁源、交口两个敌据点及二沁大道，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困战，军民们用15000 颗地雷，构成了一个稠密的地雷阵，使敌寸步难行。同时，游击小组则昼夜不停地袭扰敌人。当时在力沁源送粮、送物的日伪军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送粮怕进鬼门关，背粮怕走沁河滩。”“过了圣佛岭，进入鬼门关。如果死不了，就是活神仙。”日伪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只得在1000 多授兵的掩护接应下，狼狈逃窜。沁源围困战的胜利，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这是“软”的一仗。还有“硬”的一仗。为了进一步扩大解放区，1945 年6 月底至7 月初，129 师集中了太行军区5 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和总部警卫团，共9 个团的兵力，约一万余人，发动了以肃清安阳城以西外围日伪军目标的战役，当时命名为安阳战役。这次战役与以往作战最大的不同是它打的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虽然鬼子这时已无心“运动”，八路军也不必时刻准备着去“游击”，
但八路军是否具有打运动战的能力这里却要做一个交待，或是叫补充说明。为了使八路军的作战能力与攻势作战的要求相适应，1944 年7 月1 日，中共中央曾发布命令，要求在年内，利用战争与生产的间隙，对全军的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整训。通过整训，129 师的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技能得到全面的提高。太岳区投弹的平均成绩提高了14 米多。全团成绩最好的25 团，射击的命中率提高到51。7％。在刺子能力方面，有一个战士能在6 个小时内连续刺杀4 万多次。在129 师准备向日伪军发动大反攻的前夕，1945 年春夏之交，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徐向前取道太行山，来看望他的老部队，临行前，他对李达说：“129 师变了。无论是干部、战士，都进步不小啊！”1945 年6 月，太行军区集中9 个团的兵力，由司令员李达、政委李雪峰统一指挥，发起安阳战役。当时，日伪在安阳兵力分布如下：城内驻有日军第1 混成旅团第47 大队之2 个中队，城西水冶镇、曲沟集等外围据点内，驻有伪“剿共”第1 路李英部6000 余人。八路军的部署是：以7 个团分成第1 、2 支队攻打李英所属各部，以2 个团为第3 支队阻击安阳出援之敌。6 月29 日夜，各支队按方案行动。30 日凌晨2 时，1 支队进攻曲沟集，激战5 小时，歼伪第3 旅旅部及第6 团全部，俘伪旅长杜有槙。进攻水冶镇之第2 支队，歼伪第2 旅主力及日军1 个分队。第3 支队将安阳出援之日军士官训练队、伪军160 余人包围于北流寺，在第1 支队配合下，全歼该敌，并击退另一股援敌。7 月1 日起，各支队对安阳以西其他据点展开全面攻击，并攻克全部据点、碉堡，4 日，第2 、3 支队在民兵配合下，向安阳以北之观台、丰乐地区和汤阴地区出击，将观丰铁路彻底破坏；第1 支队向南进攻鹤壁、汤阴，歼伪第6 方面军暂9 师第26 团，2 个伪军中队反正。至10 日，战役胜利结束。计毙伤俘敌伪3300 余人，克据点30 余处，解放国土1500 余平方公里，人口35 万，使晋冀豫和冀鲁豫两根据地连成一片。129 师取得了对日最后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