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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表示服从。由于蒋介石给的编制少，红军一个军只能改编成一个旅，一个师只能改编成一个团。红军改编后装备虽不精良，人员却很充足，一个旅下辖两个团，每团下辖3 个营，每营下辖4 个连（3 个步兵连，1 个机枪连），这是蒋介石定了的，无法突破，但每个单位的人员都是按最高配额配备的，改编后的769 团共有2900 多人，基本上和红军时期的一个师的编制差不多。先遣队出发后，日夜兼程，向着晋北急进，上上下下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赶到前线，尽快投入到对日军的作战中。129 师不能不急。自从115 师、120 师开赴前线后，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9 月25 日，115 师在平型关取得八路军出师后的初战大捷，歼灭日军精锐第5 师团第21 旅团一部1000 余人，缴获步枪1000 余支、机枪20 余挺，击毁汽车100 余辆、马车200 余辆；120 师在雁门关和同蒲路两侧，战雁门、袭宁武，在敌之侧翼频频得手。兄弟师的消息让129 师有些沉不住气了。我们从129 师进军的征途中摘取两个小片段，来体会一下当时指战员急迫的心情：镜头一：先遣队出发4 天后，先遣队来到了毛泽东电报中要求的黄河渡口——韩城县的芝川镇渡口。芝川镇渡口河面宽，水流较缓，但河水较深无法徒涉。急急赶到芝川镇渡口的129 师先遣队，由于找不到渡河的船只，只好望着河水缓缓地向南流去而一筹莫展。几个干部在岸边走了几个来回，也没有看到一只船的影子。正着急间，刘伯承赶来了。他看到这种情形，心中明白了几分，马上派人去找国民党地方官。等国民党地方官磨磨蹭蹭地赶来，天已经很晚了。刘伯承问道：“河的西岸为什么没有船只？”“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两个地方官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故意拖延着时间。刘伯承对两个油腔滑调的家伙非常恼火，“啪”得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问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两个家伙一看对方来头很大，马上软了下来，连声说：“不认识，不认识！”旁边的一位参谋走上前，向他们介绍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129 师师长刘伯承将军。”一听到刘伯承的名字，两个地方官真的害怕了，忙说：“刘将军的大名，
我们久仰，久仰，今天能见面，非常荣幸。”“啪”刘伯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严厉地对他们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委员长、第二战区阎长官的命令，渡河夫抗日前线的，我们明天拂晓必须全部过河。限你们一小时内把船调齐，否则，”刘伯承停顿了一下，“就把你们当汉奸论处！听清楚没有？”两个地方官一听要把他们当汉好论处，再也不敢拖延，马上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事后，一些当事人回忆说：从来没有看到刘伯承发过那么大的火！镜头二：当先遣队来到山西省侯马镇时，阎锡山给先遣队拨来了一列火车，随车还送来了很多衣服、粮食，但对八路军最需要的枪支、弹药却只给了很少的一点。大家见了火车都很高兴，因为很多战士生平没有坐过火车。大家看着火车，一想到轰隆隆滚动的车轮将把他们马上带上前线，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火车载着焦急的战士们开出了侯马镇。开出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像是一个重症病人一样，越开越慢，最后渐渐地停了下来。习惯于坐在前边的刘怕承马上询问司机：“火车为什么不开了？”“报告长官，水箱没水了。”司机紧张地答道。刘伯承指示立即检查原因。过了一会，司机跑过来，对刘伯承说，水箱漏水了。刘伯承心想，过河没有船，坐火车水箱又漏水，阎锡山是故意要考验我们有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他考虑了一下，说：“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们今天硬是要推推火车哟。”刘伯承对身边的参谋讲：先将火车头推到汾河边，给水箱注满水，然后将车头开到前边的站台，换一个开回来，再将等在原地的战士接走。之后，众多的战士，向着北方，向着有枪声的地方，缓缓地将火车向前推动。于是，就有了一个“汾河岸边推火车”的故事流传下来。
陈锡联受命769 团的前身是红10 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师，769 团团长则更是红四方面军出了名的猛将——红10 师师长陈锡联。陈锡联1915 年出生于我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县，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任红10 师师长。陈锡联在北上的火车上就已明白，129 师的第一枪要由他来打了。在太原开出的火车上，陈锡联同刘伯承一起坐在第一节车厢里。由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 师，陈锡联才得以在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的麾下作战。陈锡联知道在智取遵义城、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等战斗中刘伯承都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今面对面地听刘伯承简明、清晰、条理分明地分析形势，更使陈锡联对其军事智慧敬佩不己。刘伯承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没有绕弯子，他一下子就点明保卫太原要有两个动作，并且用“扼咽拊背”极其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这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要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点，这就是“扼咽”；另一个动作就是“拊背”，即以一部分兵力绕到侧后去打击敌人。他进一步对陈锡联布置道：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拊背”作战，可以起到牵制日军的作用。平型关一仗，表明日军是可以打的，但又不是很好打。我们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要特别慎重。陈锡联进一步问到：我们团的具体仕务呢？“你们团的具体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到了东冶后，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们团要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也可以打完了再报告。遇到什么下解的情况，可以随时发报来。”刘伯承将129 师抗战第一仗的指挥权交给了陈锡联。在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家——东冶，陈锡联受领了配合忻口作战的任务。忻口是太原的一个重要屏障，是兵家必争之地。10 月13 日，日军以第5 师团、第15 独立混成旅团等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忻口阵地守军发起进攻。国民党以卫立煌为总指挥，在一线部署了十几个步兵师，准备与日军进行殊死一战。忻口战役激烈异常，仅18 日一天24 小时内，双方即反复争夺磨子头岭阵地达13 次之多，阵地失而复得，部队退下去又冲上来，阵地前堆满了尸体，已经很难分清哪个是日军，哪个是国民党军。这时的769 团已经远离师主力，直接受八路军总部的指挥，像一把匕首一样插入了日军侧后。从地图上看，769 团已经到了太原以北150 多公里的崞县、代县附近，而师主力却在向太原以东的平定地区开进。八路军总部10 月7 日的一道命令，使769 团成了一支孤军，也给了陈锡联一次机会。9 月底，西线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东线日军占保定，夺沧县，并继续向南推进。9 月29 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山西将成力华北的特殊局面”，“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10 月上旬，国民党放弃内长城防线，置重兵于忻口东西一线，准备与日军决战。
10 月6 日，毛泽东又让周恩来转告国民党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美国作家施拉姆在其所著《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抗战期间其所以著述最多、质量最高是因为毛泽东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考虑问题。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暂时摆脱了居无定所，终日奔波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因为生活安定而过起“休闲”的生活，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安危，关注着前线的动态。由此看来，毛泽东没有也不会使自己处于主闲之中，著述多、质量高的原因，恐怕恰恰和他没有让自己闲着、没有让自己停止思考有关，是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了他思考的基础，大脑不停地运动又使思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指示八路军要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10 月7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形势的需要，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令第115 师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攻取浑源、应县；令第120 师以主力置于岱岳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令第129 师以一部进至正大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这是战略层次对友军的配合。同时，将129 师769 团调归总部直接指挥，进至日军右侧后，袭扰、牵制日军，这是战术层次对友军的配合。一道命令，改变了769 团先遣的初衷——搞清前线各方的情况，为师主力展开创造条件。769 团成为了八路军总部的右翼尖刀。10 月8 日，周恩来、彭德怀赴忻口与卫立煌商谈忻口会战国共两军的配合问题。会谈中，卫立煌谈到如果忻口会战爆发，日军的飞机将会给国共两军带来极大的威胁。现在在日军的轰炸下，每天几乎就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卫立煌的话一直停留在彭德怀心头，挥之不去。当夜，原本对头顶上的飞机轰鸣声毫不在意的彭德怀，被飞机的声音扰得无法入睡。彭德怀索性来到了院子里，仔细辨听着飞机的声音。他根据飞机的高度、航速和批次，判定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一个机场。朱德、彭德怀一面电告蒋介石、阎锡山：“代具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一面命令刚开入晋北的陈锡联部“进入代县，实地侦察”。当陈锡联率领部队到达忻口以北百里左右的苏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