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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事实也是如此，2000年的a市，已经逐渐开始进入两极分化的阶段，穷人和富人的标志十分明显，几乎可以一眼看穿，因为物质的差距，同时也造成了精神上的隔离，每个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各有各的不同，但每个人对物质世界的追求却目标相同，这就导致了犯罪的高发。没钱的想有钱却没办法挣钱，怎么办，只好抢，穷人抢富人的，穷人的孩子抢富人孩子的。前者有法律的约束，后者却相对肆无忌惮。但因为富人的孩子向来不好欺负，所以穷人的孩子只好逼着自己彪悍，这样的例子在身边比比皆是，比如富人严召焕，比如穷人大亮子小飞和我。穷人想要欺负富人，必须强悍，富人不被穷人欺负，更要强悍。所以说80年代后的一代普遍强悍，这种强悍尤其表现在打架上，有时你看着这些人穿着白衬衣打着领带满嘴的英文，一旦惹急了，一光膀子一亮纹身，喊上一句我草你妈，照样跟你干。因为这些人，从小都在干，要不干别人，要不被别人干。
此时的我看着无辜的王小龙，即便我是一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班长，但也无法再做什么，只好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往后你还是在家待着别出门了，你爸妈总不会抢你钱的。
这句话一说完，王小龙终于掉了一滴眼泪，小声说到，壹壹哥，我不喜欢这么懦弱的自己，我想和你们一样强壮。
我说我强壮什么我放寒假前还被别人追着打呢，说完还指了指大亮子，说，你看，你看他眼角下的疤。就是之前被人给打的。
王小龙摇摇头说，这是不一样的，我昨天看到你们打架，即便你们输了，也像个男人一样。
我说既然你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不能让自己也像个男人一样。
王小龙继续摇头，眼眶里又噙满了眼泪，说道，我不敢说话，而且我还没有说话，就感觉自己输了。
大亮子这时正在轻轻的抚摸着他的这道疤痕，边抚摸边问道，你能认出抢你钱的人么？
王小龙点点头，说，能认出来。
然后大亮子扭头看我，看小飞，问道，咱们不去捡铁了，咱们跟着他去碰碰运气怎么样？
小飞还不明白，问道，怎么碰运气。
大亮子坏笑到，咱们跟着他一起再去把原本属于我们的钱抢回来。
小飞一听又要去干这种事情，顿时兴奋起来，说好的好。然后大亮子看我，问到，怎么样？其实我这时是非常兴奋的，把被抢的钱抢回来，这是一件相对正义的事情，我攥了攥手心的汗，说到，碰就碰。
大亮子紧了紧自己的白手套，把麻袋叠好塞进腰里，提了提裤子，问王小龙，你叫什么名字。
王小龙说，我叫王小龙。
大亮子说王小龙这个名字听的不大气，往后我们就叫你大龙吧，铁西区最牛逼的混子叫大虎，你比他还牛逼，叫大龙，来大龙，现在你带路，我们出发。
此时的王小龙也是一脸的兴奋，脸颊微红，说，好的，咱们去铁路大院。
他一说完，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因为连我这样只有大亮子和小飞这两个朋友的人，也知道铁路大院是个什么地方。
大亮子愣愣的，问道，你在铁路大院被抢的？
王小龙也是愣愣的，没说话，只点了点头。
小飞这时满脸正色，问王小龙没事跑铁路大院干什么？
王小龙说，我去铁路大院找我哥。
他说完这句话我们三个人都在看他，他知道大家要问他哥是谁，于是这时的王小龙编了个瞎话，他说，我哥在铁路大院卖菜。
这句话对于我对于大亮子对于小飞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的哥哥在铁路大院卖菜，一听就是穷苦大众，像大亮子像我像小飞一样的穷苦大众，都是穷人，当然要互相帮助，于是大亮子咬了咬牙，说，走。
如果王小龙不说他哥是个卖菜的，我想这天大亮子是断然不会替他去铁路大院讨公道的，因为在铁路大院里，是没有公道的。
铁路大院是五十年代初期铁路部门在铁西区选址修建的，就是为了给那些常年跑火车的工人们分房子，因为是给大众工人分房子，所以本身就庞大的铁路大院里密密麻麻的坐落着高低不一的楼层，这里面大多都是筒子楼，一层住七八户甚至还要多，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安身之处，现在几乎成为贫民区，条件稍微好一些的铁路工人都已经搬了出去，有的已经把房子转手卖给了别人，如今里面居住的人群，鱼目混珠，形形色色。但这些人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穷。当然，穷只是这里治安条件差的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这个院子里出了很多人物，而且都是a市报纸上有记录的大人物。当然，记录这些大人物的都是a市的法制报纸。
这里面最出名的就是七十年代中期外地工人和a市本地流氓的枪战事件。
拾壹：三多大院。（）
七十年代中期铁路大院里的居住主体还是以铁路工人为主，这些工人大多不是a市本地人，只是一条铁轨把他们汇聚到了这里。那时的他们还享受不到现在的待遇，每个月只领取国家发放的微博工资，一天到晚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干着出卖体力的工作，走在马路上跟烧锅炉的没什么两样，看起来很是贫苦。当然，这里所说的贫苦，只是相对的贫苦，其实生活在七十年代的a市本土人民也比铁路工人优越不到哪去，只是那时正值文革时期的尾声，是一个精神世界要高于物质世界的年代，每个角落里的每个人人民都在兴奋着抗争着，a市也并不例外，于是就在这个时候，a市铁西区一些活跃的农民阶级悄悄的盯上了铁路大院的工人阶级。很快爆发了矛盾。
其实在老一辈人的眼中，这一年铁西区和铁路大院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原因是很匪夷所思的，只是因为一辆自行车，虽然在当时拥有一辆自行车绝对是小康家庭的象征，但即便如此，一辆自行车也值不了六条人命。
因为这一辆自行车，铁路大院的工人刘建军手持一把老式双管猎枪，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他已经身负一条人命的前提下，又连杀两人。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了中央，并且由中央下派工作组亲自调查善后，在刘建军被逮捕期间，围绕着这件事又出了两条人命，后来刘建军被枪毙，前后累计计算，一辆自行车，一共要了六条人命，而且这辆自行车，还不是凤凰牌的。
事情就发生在七十年代中期一个炎热夏天的午后，a市的老一辈人回忆时都说那是a市最热的一个夏天，大地都快被烫出了裂缝，连续两年没有降雨，庄稼地里颗粒无收，就是这样的形势，铁西区青年农民于三在这个炎热安静的午后悄悄溜进了铁路大院，他之前听别人说，这里住着很多工人，工人当然不用种地，而且很多工人，家里还有自行车。
于三就是想偷一辆自行车卖掉，因为这一年他媳妇给他生了个儿子，但他媳妇没有奶水，他想偷辆自行车卖点钱，给他刚出生的儿子买点奶粉。但事情就是这么巧，不幸的人都有一样的不幸，他偷的自行车是铁路工人刘建军的，而刘建军的媳妇在这一年给他生了双胞胎儿子，生完之后当然奶水更不足，他没有办法，想着先把自行车卖掉，让他的两个儿子吃上奶再说。
于是两个年轻的父亲在这个安静又炎热的午后碰了面，当时于三已经撬开了锁，刘建军就是这个时候从筒子楼里出来，可想而知，这样的碰面是多么的尴尬，两个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省去了打招呼的环节，瞬间就打到了一起。
双方交上手后，做为农民阶级的于三并没有打过工人阶级的刘建军，很快败下阵来，于三被当场制服，其实这件事到这个时候就应该结束，刘建军完全可以把于三送进派出所，这样的话没准还可以得到单位和社会的嘉奖，获得一枚荣誉章。但愤怒的刘建军并没有这么做，他只是想，如果这天中午我的自行车被偷走，那么我的两个儿子该怎么办。
于是刘建军把于三摁到地上，开始大声喊人，铁路大院房屋密集，吼一声半个大院都能听到，此时人们都在午休，被刘建军的大嗓门惊醒，又听说是抓小偷，于是整个院子的大部分男丁都手持家伙事跑了出来，足足有五六十人，被刘建军压在地上的于三显然没想到铁路大院的工人阶级会摆出这么庞大的阵势迎接他，被吓的浑身发抖，只有不住的求饶。
刘建军是个东北人，嗓门很大，冲人群中吼道，工友们，他竟然敢来我们铁路大院偷自行车，你们说怎么办？
几乎所有人都在喊道，打死他，打死他。其实这些围观群众是发自内心的愤怒，因为这两年农民的收成不好，在铁西区和于三有一样想法的农民还真不少，这就直接导致了铁路大院里的混乱治安，大部分人家里或多或少都丢过些东西，丢的稍微大一些的就是自行车，小的就都是些粮食和家庭用品，这一天终于抓到了元凶，所以他们把之前的愤怒一股脑发泄到了于三身上，又在喊道，打死他打死他。当时几十个人一起喊的场面，一定是震撼的。就是因为太震撼，刘建军才没把握住自己，他听从了工友们的意见，打死了于三。而且是他自己亲手活活打死的于三，连帮忙的都没有。
据说于三死的挺惨，足足被打了半个小时，这期间他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没有办法逃走，更没有办法还手，等到警察到来的时候，于三已经被打死了，眼睛被打瞎了一只，牙齿被打掉五颗，全身多处骨折，腿弯曲着，而且警察到来的时候，已经被打死的于三，还在被刘建军打。
虽然警察到来的很及时，但他们并没有先制服刘建军，而是先看于三的伤势，这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失误，刘建军很快发现自己闹出了人命，于是趁人不注意跑回了家。其实这时的刘建军并没有想着继续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