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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这些奏章不必都送到案上了，直接打回中书，让他们处置得了！”赵昺已经是不耐烦，看看又送来的一大叠奏章皱皱眉道。
“陛下，还是要看看，其中许多人是参刘都统的！”马端临苦笑着言道，他却也不敢将这些奏章随便处置，否则不知道又多少人要追杀他了。
“哦，他们还真按捺不住了！”赵昺瞄了一眼脸色阴沉地道……
赵昺对当前清流与当前自己施政间的矛盾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前世的所见所闻及自己这世的执政经验，让他明白当前的风波不断的根源是是因为旧的统治秩序的解体多是矛盾激化的产物，而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则必须以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为前提，但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却通常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
赵昺以为可以将从入主琼州到收复江南视作一个历史阶段。彼时临安失陷，皇帝北狩已经可以视为大宋王朝的覆灭，而蒙元代宋亦可视为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所致，而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旧王朝最终灭亡之前，它往往是各种矛盾汇聚的焦点，那时宋廷严重的政治统治危机和财政危机已然加深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烈，使朝政腐败导致民心尽失，进而在异族的入侵下崩溃。
这时赵昺领导的流亡政权可以视为新旧政权交替间的一方力量，彼时恰是处在从旧的统治秩序、旧的统一局面解体，到新的统治秩序、新的统一局面建立前的时期，矛盾还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维系各种离心力的工具，也就是说，此时的离心力主要是针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而呈现的。所以这时候斗争虽然尖锐，但形式和范围倒还简单，矛头所指也比较集中。
那时大宋已经名存实亡，矛盾的焦点已经转移为民族间的矛盾。而赵昺要要获得广泛的支持，就必须凭借和利用这个矛盾，甚至采取一定的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来扩大其影响。当然却也不能作为重建新秩序的凭资，不过却掩盖了各方力量间的矛盾，也使得他对旧规则进行变革为人所能容忍。
所以在琼州之时，无论自己提高武人的地位，大范围的启用吏员执政，以及大肆屠戮蒲氏一族，清除叛国者，劫掠他们的家财，皆尚能在主要矛盾的遮蔽下为人所容忍，甚至为之叫好。即便其中也有波折，但都能很快被正义的声音压下去，因为这些手段都被视为复国所必要的手段。
不过在收复江南后，赵昺再行以这些方法行事时，却遭到了抵制。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形势产生变化的同时，主要矛盾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因而他将反对的声音是视为旧势力不甘失败的体现，进而采用了更为严厉的手段弹压，对与蒙元了联系的人皆视为威胁自己统治的敌人予以打击。而结果就是与清流间的矛盾激化，导致自己进入江南后就遭到了执政危机，不得不靠与士人大族联姻来平息之间的矛盾。
此后赵昺依然打着‘北伐中原，牧马西边’的口号来号召各方势力支持新政权，并通过不断的战争来激化与蒙元间的矛盾，想继续借此对旧规则进行改革。虽然亦有成效，但是阻力明显增加。他早就提出俢敕，重新勘定法典，可事情两年过去了，至今尚未成书，甚至参与者仍在为是‘法不容情’，还是‘情大于法’争执不休。
可惜他依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根源。直到当下自己兵进两淮，欲夺取中原之时，反对的声音骤然增加，使得赵昺才开始深层次的反思，此时蒙元势力被赶出江南，主要的矛盾失去一个可以汇集的焦点，依旧存在的矛盾遂离散为比较广泛范围内的矛盾，离心力也显现为一种普遍的离心力。意识到民族矛盾趋向于消饵，问题的重心也是决然不同的。
此时问题的核心已变为：在旧的统治秩序完全破坏之后，再凭什么资源来重新整合天下，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以便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那么从前的做法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因为这与重新整合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需要的是消弭矛盾进而整合各种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但是赵昺在入主江南后改组太学和建立职业学院，并将琼州以官员治理乡间的方式移至过来，这些极大的刺激了士人们的神经。改组太学进行分科教育，打破了单一儒学教育的体系，破坏了士大夫执政的传统；而官员参与治理基层政权，也让过去乡绅治理乡间的传统瓦解，士人的话语权降低。使得士人阶层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难以在控制民意，从而使他们恐慌和焦虑，转而便开始抨击朝政，反对变革，以此想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不过赵昺现在即使明白了，但在变革诸事也上不想妥协，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因为他清楚历史变革错综复杂，但它要求参与者最关键的是要有一种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以天下的黎民百姓、苍生疾苦为念。在旧的秩序被破坏之后，以重新澄清天下、安定天下、重建统一为己任，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念，称王称霸，贪欲恣肆，嗜于杀戮，不能让一群流氓士人上位。
可通常的情况却是，旧的社会秩序一经解体，社会中潜藏的各种能量都被释放出来，参与其中的人素质参差不齐。有多少人能够抱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呢？若在他们建立政权之后，天下尚未平定、百姓疮痍未复，便耽于个人享乐，贪欲恣肆，全不以苍生疾苦为念。如果连这点基本的情怀都没有，那就更谈不上会有兼济天下、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了。
而此刻天下纷乱之际，形势错综复杂，在纷乱的旋涡中，会有人人能够认清形势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运动的方向，而他也要有这种清醒的认识，由自己去浊留清，借助历史所酝酿出的力量来主导着的整个运动的方向，推动历史车轮前行，即便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１０８２章 以毒攻毒（）
赵清楚清流不断的上书，摘指自己穷兵黩武，反对继续对蒙元用兵，又对第二军在攻取寿州城造成百姓严重伤亡的事件穷追猛打，甚至提出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的言论。根源上还是担心武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士人被边缘化，所以欲借题发挥打压武人集团。
对于北伐在计划之初，其实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几位重臣也隐晦的表示刚刚收复江南根基未稳，粮草不足，应该缓而图之，将精力放在稳定内政上。赵也认为言之有理，也是担心朝廷财政困难，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从而导致攻下来却守不住的结果。
所以在制定战略时趋于保守，将战争规模划定在江北一线，已夺取军事要地，重创屯驻两淮地区的蒙古军团为目标，从而实现缓解江南的军事压力的目的。而没有想到玉昔帖木儿的野心更大，居然想举两淮之兵再度攻取江南，导致赵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不得不随之改变，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战线也越过两淮，逼近中原。
战争的胜利，必然会造就一大批武人以军功进阶，进入勋臣之列，并步入朝堂。且在收复两淮之役中，赵任命了一批军中的将帅治理地方。而在朝堂派遣的接受新占之地的官员来源，不但有在太学‘回炉’的士子，也有熟知政务的吏员及从退役的军官，人数基本上三开。
按照赵的经验，新收之地往往在初期会有一个动荡期，不仅有敌人残军侵扰，且民心不稳，盗匪猖獗。这就要求接收的官员不仅有治理地方的经验，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经验。毕竟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战线也时有反复，地方主官不仅要担负起剿匪缉盗，保境安民的责任，也要做好组织军民抵御敌军反扑，支援前线作战的准备。
而军中的虞侯、参军等文职人员，既有参与军事，又有管理士兵和后勤的经验，以他们作为安抚使、转运使，甚至知军、知府主持一地军政是合适的。且即便战事结束，也需要具有军事经验的官员戍守边境，抵御敌军的入侵。即便退役的军官也可在地方上担任都头、巡检、县尉、观察使之类的地方武装官员，承担起训练乡兵，维持地方治安等辅助主官的工作。
至于刚刚经过科举入仕的士子们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难以承担起牧守一地的责任。所以赵让他们加入接收之列，正是让他们积累执政经验，为将来执掌一地打下基础。而那些沉浸官场多年，承担着各项实际工作的老吏，学术上可能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实践经验丰富，熟知法令和工作程序，处理繁杂的实务游刃有余，完全能胜任县级主官，或州府的辅官。
以这种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地方接收队伍，赵以为完全恰当，既能迅速稳定地方，也能解决长期得不到升迁的吏员前途问题；还能让从军中退役的军官多了一条出路，从而减少征募新兵的阻力，鼓励现役的军官少了后顾之忧，且军人体系进入文官体系又能使赵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这个方案也触及了士人阶层的利益，使他们感到自己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传统的‘地盘’有失守的危险。他们知道小皇帝的地位已然稳固，想要似从前采取质疑其非正统来迫使他让位已经不可能，而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剪除他的羽翼打击武人集团，从而使他失去强援，不得不重新重视士人。
因此反对北伐便有了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他们凭借的助力就是民间的力量。江南经过千百年的开发日渐富庶，尤其是宋廷南迁后海贸的盛行，土地被充分利用，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高点。但人终究是自私的，尤其是自给自足，信息封闭的时代，在没有触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打破这种‘仓中鼠’似的生活。
如此便导致江南百姓对北伐并不感兴趣，并持反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