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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些人早就学会了伪装、苟且、委屈、自私、投降、收买、退让、沉郁、悲怨、窝里斗、自相残杀，但在君王朝廷最为艰难的时候远避。而文山先生却是他们中的另类，一个真正的忠君为国的英雄，所以只有其死才能让他们心安理得的继续唱着爱国的高调。世人不知一个真正的英雄死了，另一个虚伪的英雄却诞生了，最终士人的尊严也永远消失了，而一个没有尊严的士人即便拍断栏杆、哭破嗓子又有何用？”赵昺说罢拿起几上的那篇‘传世经典’扔进了火盆之中。
“陛下……”陆秀夫惊叫一声想伸手去拿，但是纸遇烈火顷刻便燃起火苗，化作青烟，而他的心也像那纷飞的纸灰在殿中飞舞、飘荡。
“朕也知道朝廷如今全靠陆相一力维持，独撑将倾大厦，可也有英雄气短之时，只靠缅怀昔日辉煌赫赫的战功，感叹蹉跎岁月年华老大，憎恶蔑视敌国胡虏之强，怜悯遗民之苦，感慨时无英雄，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终将是梦想，是幻想！”赵昺见陆秀夫呆呆发愣的样子，心里也是一软，这个中年汉子可以说为国耗尽了心血，却因自己一番话深受打击，但他知道在这危急时刻能左右形势的也许只有其了，希望自己能让他走出桎梏，干一番事业，而不是动辄以死明志……（。）
第357章 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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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十分清楚王炎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都归责于整个士人集团。要说应该有人为这病态的社会负责，以他对历史肤浅的认识以为根节应该是皇权社会，君主至上的国家体制和古时的政治传统，具体到人也就是当权者——皇帝。
在赵昺看来，中国古代史就是皇权不断更迭的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国家不断的被颠覆，尤其是在战乱频繁的年代，换皇帝就如同换衣服一般的频繁，于是便给国人留下一个极其尴尬的背反难题：究竟我们应该忠诚于哪一个国家？忠诚哪一个皇帝？忠于前朝，在本朝我就是叛逆；而忠于本朝，我就是当朝的‘走狗’。
左右为难之下，一部分人心里就产生了虚无的不爱国家的理念，背叛者就有了理所当然的理由。既然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永恒真诚热爱的国家，国家也是皇帝的，那么背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怪事。每一个朝代都来一个当代政治正确的律令，百姓就只好变得滑头而识时务者为俊杰。抽象的道德问题演变成简单的常识难题，大家就只好学会了没有原则的油滑软弱。
事实上那些沦陷区的民众往往不太计较这个国家的主子是谁，时移世迁，人心都会渐渐接受事实，除非异族统治者把他们当作次一等的奴隶。北宋年间范成大出使到金，经过了淮河以北的故土，写了不少诗词，其中一首绝句《州桥―南望朱雀门北望宜德楼皆旧御路也》：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迴；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可这却是明明白白的作弊行为。
同样在范成大自己的日记《揽辔录》中却记载着真实的事实：“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写相州也只是说：“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哪里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者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其后三年韩元吉出使金国，记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车内，也不敢和当地百姓说话，下车讨水喝，遇到小孩和妇人，用语言试探，让亲信多次去偷偷询问，“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
于是乎绝大多数的文人清客，都绕过了具体的常识难题，去抽象地把爱国难题无限拔高，让老百姓无所适从。而一大批古代愤青们，只看人挑担不吃力，在一边说风凉话最气壮山河，到大事临头，人人得而藏拙，万马齐喑，明铺暗盖的当了顺民，甚至改弦易张当上‘伪朝’的官，为新帝效力。
到了宋朝，自其立国便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国际关系”困局，先是面对着整个北方契丹之辽，其后是女真之金和西羌之西夏，以及当下的蒙古之元的军事威胁，整个北方游牧民族史无前例地发展成为一个个国家前赴后继地向宋要求领土和财富，和战周旋成为了宋朝皇帝踌躇苦心的最大难题。
在世人看来，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金军围汴京时人数只有六万，蒙古势力最高氵朝时人口约百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常备军经常在百万以上。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有文化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强盛的国家，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世俗文化高度成熟发达的时代。
但是，偏偏这样强大的帝国就是不敌落后文明的游牧民族小国，为什么？相信这是今日的中国人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然而宋代士大夫文人仍然一面自夸自己方面的英雄豪迈，一面极力贬低异族国运渐衰，我军万夫不当之勇，敌人如鼠虫狼狈污秽。除了不把对方视作人之外，也总是给予民众一种很错误的假象，以为胡虏只是乌合之众草寇鼠辈。可是战事一起，这种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和英雄气概便全是一一落空。
既如此，那么皇师不举，失地不收，究竟是皇帝朝廷无心于此，还是军队兵将无能？如此糟糕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管理状况，文官集团、文人阶级有深刻的反省和认知么？即或有识之士有所察觉，也是徒有道德空论，忧患情绪大于政治改革的洞察与操作。即使在宋人的策论里，也是空论“和或战”的主题，只在道德意义上奢谈国策，并不致力于反思这些难题。
当真是宋代这些士大夫阶层都是鼠目寸光之辈，士人皆是空谈之辈吗？赵昺以为也不是，而是这些人在当前的制度之下不愿不能反思这些难题。众所周知当有宋进入到一个近代性的经济世俗社会的时候，其政治行政组织却反而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管理系统：一方面是文官官僚统治相当庞大繁复，另一方面却依然是一个极简单的中央集权制度。
一个富庶而庞大、乱七八糟而**、涣散而内耗、享乐而过度斯文、懦弱而自私、退缩而保守、道德而虚荣的国家，这就是宋代整体的实质形象。于是制度混乱，管理冲突，**丛生，一切都缺乏有效性和优质运行的力度，而**日渐泛滥而无法禁止，导致人心、士气、民族精神涣散，徒有焦虑，萎靡不振，茫茫然，前后失据，艰难应战而屡屡以惨败割据赔款告终，一种颓丧失败的气氛弥漫社会，同时激起偏激愤懑、沉郁顿挫的精神心理障碍症。
除此之外，宋代士人最大的难题是在爱国与忠君之间产生了无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宋高宗赵构害怕北伐胜利夺回被俘的父兄，自己的皇位就要退还，所以主观上宁愿以财物金钱领土收买金人，同时指使宰相秦桧执行投降政策，又经营排除军人拥兵自重趋向之制度，甚至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自毁长城，置名将岳飞于死地。皇帝这样极端自私的行径，在士人笔下有真实的追究责问么……（。）
第358章 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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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答案这不仅赵昺知道，恐怕天下人都知道。几乎所有人都宁愿放弃爱国理智而选择忠君，连质问君主的勇气和愿望都没有，何况深刻透彻的洞察力呢！这种不能面对真相的爱国主义，从此毒害所有的人，使识时务者的国人学会了回避真相，向强权屈服，而学会了用沉郁顿挫豪放愤激的美文抒发漂亮的空洞的爱国深情。宁愿抛弃或压抑最高的价值、践踏最低的底线，宁愿委屈尊严、牺牲国本，逐渐形成了一个病态的文化。
这种思想潮流不但让大宋承受了无尽的灾难和耻辱，也形成了士人可怜、可悲、可辱的性格态度，而士人集团除了在道德问题上虚张声势之外，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作为。但这个看似只是国家内部本身的问题，却导致国家陷入致命的困境，让一个比三个游牧民族国家还要强大数倍的大宋帝国，在战争中屡屡被动，不断退缩，表现的极为软弱无能。
可要是说整个大宋朝就没有敢挺身而出为国谏言，想为国出力的士人，赵昺以为也过于绝对，如李纲、赵鼐、胡铨，眼前的文天祥、陆秀夫和师傅应节严都在其列。但这些人绝对没有好下场却是绝对的，不是被贬嫡、就是被流放，或是孤老乡间终生不得起用，甚至是兵败身死。管你是出于何种目的报国，偏偏国家就不理睬你，断绝你的任何报国希望。如果大家没有权利去爱国和保卫自己家园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其实是不属于他们的。那还可以做什么呢？
陆游在赵昺的前世之中可谓是爱国士人的代表，其幼年时期就一直过着南迁逃难生活，参加进士考即遭遇秦桧罢黜，后数次作为参议官参与北伐策划与准备行动，却一而再再而三被黜退，晚年退居故乡二十年。换句话说，他一生都没有机会为爱国出力。凡是爱国抗战派都是如此遭遇，可是他们都很执着，越在爱国事业上失意，越是不肯放弃，那么他们是否对这种爱国抗战事业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能性思考明白了呢？
赵昺想他们都没有想明白，因为皇帝不想让他们打。而在这皇权至上的时代，除了依赖国家政权，他们便不具备自由独立的爱国能力甚至爱国权利，难以获得组织任何社会力量的权利和能量，一个****社会断绝了任何一个有雄心壮志为国家做事情者的任何具体路径，你再热爱祖国和再有雄执舐裕阋膊桓摇⒉荒苡兴魑３钦飧龉遥簿褪腔实鄹愕淖矢窈吐肪叮哉庑┤说南鲁∫沧⒍ㄊ怯⑿燮蹋持灸殉辍�
那他们能如何呢？就只能像一群被遗弃的怨妇，不依不饶地哭诉，请求国家允许他们为这个家卖力，但他们早都已经被厌弃，丧失了为国献身的权利，也没有参政议政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