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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上什么大事，他又有何理由不相信小皇帝能重振朝纲，平定叛乱呢！
“臣相信陛下！”邓光荐想过种种经历，重重点头道。
“既然先生相信朕能重整朝纲，复我大宋又何必急于归隐呢？”赵昺看向邓光荐言道，“先生也知朝中人员繁杂，心思各异，朕能信得过的人并不多，若先生都离朕而去，凭朕一己之力又如何能达成所愿啊！”
“陛下，臣愿效犬马之劳！”邓光荐见小皇帝说的诚恳，自己若是再不识趣也对不起帝师这二字了，当下施礼道。
“先生免礼，快坐！”赵昺急忙相扶，并让他坐下亲手斟茶道。心中也是暗松口气，他挽留邓光荐不仅是因为其有才华，还有就是自己知道邓光荐是因为对朝政失望才离开的，可在外人眼中就是自己给逼走的，那样一来谁还会效忠一个连师傅都容不下的皇帝呢！
“陛下大仁大义，是臣错了！”邓光荐再施礼后才坐下道。
“先生整顿朝纲之想，朕也早有此意。但是行朝初定，又是用人之际，便暂时放下了，可谁知竟惹出了这么多的乱子。”赵昺喝了口茶说道。
“陛下仁义，臣也知陛下的难处，若是刚到琼州便大肆裁撤旧臣会让众臣寒心，惶恐不安，不利于朝廷稳定。只是有些人不知天恩，依旧恣意行事。据臣所知，刚刚安稳一些朝臣便大肆建宅，蓄养姬妾，甚至开始强占良田，逼人为佃，全忘了当日的艰难，却全然不知陛下为复国节衣缩食。”邓光荐想到一些人的所为，愤然说道。
“朕对这些也有耳闻，本想缓一缓再行事，可如今看不动已经不行了。可朕就不明白为何这些奸邪之辈为何能登堂入室，出入庙堂？”赵昺半是愤懑，半是无奈地道。
带‘病’提拔可以说是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出现过，在现代也是屡见报端，难以杜绝，而赵昺也知道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提拔新人不仅是朝廷必须之举，且是必然之势。然而上级官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提拔重用“带病”之官，其中又有何玄妙呢？他一直搞不清楚统治者们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是为什么！
“陛下所言不虚，一些奸佞之徒得以登上庙堂之事屡见不鲜，其中却是原因各异，不一而足……”邓光荐见陛下请教，便又自觉的行使自己的解惑之责……
邓光荐唾沫星子乱飞，言语时急时缓，还不时引经据典的说开了，赵昺现这邓光荐真不愧是学者型官员，虽然被朝上之事弄得焦头烂额，气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可分析起缘由来却头头是道，说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其说的很多，他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带病”官员提拔到高位。还拿蔡京为例。徽宗崇宁元年，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过大仇，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恶行昭彰，没人不知道他是个“病得不轻”的坏人，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结果没过几个月，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蔡京坐收渔翁之利，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这正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又贪图享乐，权臣很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帝王，形成事实上的“大总管”。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当道的格局几乎是必然。
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于是极力促成“花石纲”和艮岳的修建，并置应奉局于苏州。为了迎合其的癖好，他屡屡动用国库银两，每次都是几十、几百万地支取。而这些银两，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纲的苏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也就是说朱勔升职后，又提拔亲信担任东南地区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与其说朱勔是被蔡京“带病提拔”的赃官，毋宁说是与蔡京狼狈为奸共同作恶。
三是同恶相济。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人有两类，一类是以利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一类是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的小人。小人得势后彼此“党引以为朋”，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使整个官场流氓化、黑帮化。在这样的官场中，“带病提拔”就成了常态……
第567章 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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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听罢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官’这个群体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还是小人居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义忠信和**贪残。 ？ 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权，势必造成满朝文武同恶相济，形成全方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
而一旦坏人掌了重权，按照与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游戏规则操纵属下，在这种情况下，所在地方官要么为虎作伥，要么遭罢免而淘汰出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待他们形成气候，地毯式、塌方式**不仅会涉及到各层官员，甚至连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机大捞一把的机会，而朝廷想整治都无从下手了。
再想想自己当初幸亏挑选了应节严、江璆这样的正直人作为府中的官，赵孟锦、蔡完义、刘洙、郑虎臣等有廉耻、忠义之心的将领作为辅官，而没有贸然任用那些徒有虚名之人。当然赵昺当时这么做也是出于保命的需要，以防止被人给‘卖’了，加上为了能在琼州立足，快刀斩乱麻的将原来有问题的官员几乎换了个遍，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这虽然多半出于偶然，现在琢磨一下也够让人心惊的。
“先生，这些奸佞初露端倪之时，朝中那些正直之士为何不能将他们扼杀于萌芽之中，反而要加以利用，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呢？”赵昺清楚坏蛋也不是一天就能炼成的，大宋三百年历任君王并非都是昏聩不堪，名臣也出了一大堆，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出现这么多奸臣也是需要反省的。
“陛下之言一语中的。”邓光荐言道，“仁宗朝里，多数士子都能遵循圣贤之言，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人生信条，以奢侈为耻，对贪渎丑行更是嗤之以鼻。他们常为政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丢官，但却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至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虽然也有贪官，可只为个例，且得以严惩，难改正直之风。”
“我朝贪腐之风却是肇始于王介甫入相。为了推进新法，其不惜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品质有缺的官员入相，大批反对新法的正直之士被逐出朝廷，以致祖宗近百年涵育起来的清廉正直之风丧失殆尽。朝中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已是愈演愈烈，徽宗朝则登峰造极。南迁之后，此颓风虽有过遏制，但已是积重难返，终因病入膏肓无力挽回！”
“这……”赵昺听了是目瞪口呆，在他前世的记忆中王安石可是一个正面典型，其不仅名列文学史中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是一位锐意改革，推行富国强兵之策的改革者，而后世对其德行也评价很高，他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这明显就是鞠躬尽瘁的代表，为官的典范，可在邓光荐的口中却成了导致大宋官场奸佞横行，政府**的罪魁。
“陛下，臣并无贬损介甫先生之意，且对其品行十分钦佩。但其变乱祖宗法度，用人失察，以致引起党争，确是致使我朝奸党横行之肇端。”邓光荐看着小皇帝震惊的样子，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颠覆了其对王安石的认知，急忙解释道。
“嗯。”赵昺这才合上嘴点点头，琢磨中历史不就是小姑娘吗，用的到便拿出来打扮一番，借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王安石这么个名人，又确实做了些事情，正好为后人所用。当反对变革时，其就是奸佞；而需要变革时，其就是英雄。不过当下的士人似乎对其变革多有不满，但仍对其品行还是极为推崇的，如此看也还算公允。
“唉，以介甫先生的学识对难辨真伪，看不透人心，朕又如何甄别忠奸呢？”赵昺转而一想，古往今来的奸邪之人，脸上没有任何标签，然而这些人为达到获取私利的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有时甚至表现得比君子还君子。即便科技极为达的现代同样难以辨别，而自己这个初出茅庐的‘政治家’更没戏了，想到此不禁有些丧气。
“陛下也不要过于烦忧，虽然忠奸难辨，却也有迹可循，只要时刻保持警惕便无大过……”邓光荐眼见自己一番教诲不但未能让陛下坚定惩奸除恶的决心，反而使其变的垂头丧气。若是小皇帝真被自己所言给吓住了，从而随波逐流，那自己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又赶忙解说道……
赵昺听着邓光荐的大论，他现无论古今小人迹，奸佞上位都无外乎那几种方式，都是一个套路：
一者利用特殊关系博取上位。蔡京的儿子蔡攸，本是个连进士都没考中的无赖之徒，就凭着其父官居宰相，便在短短几年里由“御赐进士”爬到了三品高官。南宋后期奸相贾似道则是通过姐姐入宫一步步爬上高位的。这与现代裙带关系盛行并无区别，举贤不避亲成了他们的挡箭牌。
二者是通过巴结权臣下属博取高位。这种现象在北宋晚期和南宋时相当普遍，“三凶”之一的梁成大，当县官时极力巴结宰相史弥远的家奴万昕，万昕曾对梁成